年轻人逃回北上广:为了前途与希望

咸鱼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个问题总横在脑子里，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坚持了近两年后，唐果决定放弃北京。每个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饭，晚饭是几串麻辣烫加方便面，三块钱搞定。发工资那几天，才去吃一顿呷哺呷哺。这样的开销，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买大件就算了，像笔记本电脑花了3799块，还是她妈瞒着家里人给她汇的。家里倒是不差钱，唐果她爸种西瓜，搞沙场，每年能挣个五六万。

电话那头，消了气的爹娘开始天天召唤：回来吧，考个老师，起码是个铁饭碗。

留守北京的意志却是一路瓦解。一年多以后，最终击垮唐果的现实如下：

一、遭遇黑中介。某天晚上十一点过下班回家，横竖开不了门，发现钥匙孔被口香糖堵了。原来中介把别人快到期的房子转租给了她，另收取中介费600元。第二天唐果报警，警察懒洋洋说这事我们没法解决。这起租赁纠纷以唐果愤怒地撕掉合同，扔了中介一脸告终，净亏损600元。

二、万恶的地铁。为了方便到图书公司，她搬去了北五环的上地。这意味着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她需要在13号线炼狱――这是“蚁族”的生命线，繁忙时段的密度不亚于2008年冰灾时的广州火车站。那些素颜的、打着哈欠的、没来得及系领带、不敢穿高跟鞋的年轻人奔跑着涌来，成为候车队伍黑黝黝一大片中的一小点，地铁管理者为了控制流量，设置了重重铁栅栏，于是急促的人流像S型的蛇尾巴越甩越长。即便成功上了地铁，也是“挤得五脏六腑都出来了”，时不时有人卡着地铁门，还得靠门外使劲一推，咳，地铁门这才关上，安心开走了。

三、最致命的一击：图书公司来了一个城里姑娘，机灵又会来事，村里来的唐果是根直肠子，迅速被比下去，辞职了。

2011年5月，唐果决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