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逃回北上广:为了前途与希望

覆辙两端的迷茫

于唐果而言，离开北京，抑或是离开家乡，都躲不开一个“逃”字。

从北京逃回老家后，除了她自己，没人拿她当大城市里回来的人，乡下人有自己的“堵”。她说起国家大事，家里人都不大爱听，觉得那些事八竿子探不着。

村里那点破事她也烦。每过完年西瓜育苗那时候，她妈就反复叮嘱：你在外头少说话。生怕得罪了谁家，别人一把火把你家塑料棚子给点了，反正西瓜苗从播种到茁壮成长到换成票子存进银行以前，心得一直提着。

还有各种狗血鸡毛让她觉得生活凌乱到拎不起来：比如二姑孩子去日本打工，借了唐果家三万，后来她家盖房子了，找二姑要钱，就把人得罪了，再不往来；她爹和她爷爷也为了两万块闹崩了。好多亲戚都陌路了，她爹整天愁着脸，一副活不下去的样子。

她开始适度地认命了，打算响应父母号召，考个县里的老师当当。笔试她倒不担心，“面试得走关系，这是常识”，可她农村的爹娘找不到门路。所幸在唐果寥寥无几的人际关系里，还有个高中同学，那同学家境好，父亲是县里干部。家里就给唐果准备了一两万，打算笔试过了去托托关系。小地方，最重要的是圈子，没有关系的时候，可以通过人情和礼物去建立关系，去僭越层级。虽然他们都不清楚一个林业局局长能对教师面试起到多大作用，但拿家乡话来说，“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

结果考前十天，笔试临时换了考纲，唐果措手不及，挂掉了。

唐果就成天在家宅着，上网，看书，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往哪里去？大城市呆着别扭，在县城体面的工作不好找，卖衣服、当超市收银员，又嫌丢人，“大学生最麻烦，高不成低不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