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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机会公平的基石,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全国人大代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琪芳11日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集体采访上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异地高考:不同利益群体需要协商

龚克:比如,打工者子弟现在可以在北京读中学,那么接下来这些孩子就希望就地参加高考。但是北京一些家长反对,因为增加了高考的分母,增加了自己孩子上大学、上好大学的难度。

这个问题如果简单化处理,就是提高北京招生名额,但是其他省份又不同意了。所以在两难之中,必须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协商。

社会化考试:不等于英语就不重要

龚克:高考英语社会化,可多次考试,这个方向是确定的,但不表示英语就不重要了。此次高考改革强调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这有利于高校更全面地了解考生情况,有利于高中素质教育。

尽快改变学什么不考什么现状

沈琪芳:职业教育强调技能人才培养,但是现在职业教育课程标准和劳动部门证书考核标准是完全脱离、不衔接的,学生在就业考证过程中学什么不考什么的现状急需改变。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在就业时就必须重新学习,这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龚克:职业教育应当区别于普通教育,应成为与普通教育平行的一个类型,通过这一认识的改变摒弃社会对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的陈旧观念。

小学撤点并校要以人为本

沈琪芳:撤点并校给分布在广大乡村、海岛,特别是穷乡僻壤的孩子带来不便。越是乡村的小学,不便越多。据我了解,撤点并校问题较多,百姓呼声比较强烈。希望以后撤点并校时,确有需要的保留下来,对于已经合并的确实带来新问题的,希望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校长去哪儿了?文山会海

龚克:学生会说为何经常看不到校长?那是因为校长在开会,需要开的会太多了,除了参加各种讨论和各种会议,每天需要批的文件有一尺厚,想要做到和学生平等交流,首先需要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

外国高校吸引中国生源给国内带来压力?

龚克:据我了解,现在一本录取率只有10%。以2011年为例,211工程的高校招收学生52万,985工程的30多所院校招收学生14万人。高等教育资源和老百姓的教育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所以国外来中国办学很重要,不存在对国内高校的挤压问题。(记者 徐硙、余晓洁、刘奕湛)

东南网3月12日讯(海峡都市报)林腾蛟说,近年来,城市高层建筑剧增,高空抛物导致无辜市民伤亡或财物毁坏的事件呈上升趋势。现有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惩处条款标准,给民众维权和物业部门管理、执法部门执法带来难题。

他建议,尽快完善相关法规,由住建部牵头,成立立法小组,细化法规,明确高空抛物加害人不明的归责原则,加大对高空掉落物、抛物行为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将空中安全纳入规划,规划部门应把预防高空坠落作为一项审批指标,不达标的不予审批项目;已建好的高层建筑如确实存在高空物品的安全问题,应该进行改造;对即将新建的项目,从设计上必须保障能预防高空物品的安全,诸如空调、防护栏等。

东南网3月12日讯(海峡都市报)吴志明说,历届福建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大的成效,全省森林覆盖率65.95%,连续35年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之一。“绿色生态”已成为福建最美的名片,为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全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水平总体偏低,环境监测仪器、执法应急装备配备不足且普遍偏低。

他建议加大福建省环境监管能力项目建设,给予资金支持,由国家相关部门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项目建设;并加大对我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的指导力度,以促进我省的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能与国家的要求衔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新网3月11日电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11日表示,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污染的是水源,后果更加严重。不仅仅是侵害了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信仰,更主要损害的是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对司法腐败要“零容忍”,坚决处理。

3月11日晚,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组织中国人大网、中国新闻网等12家网站,联合举办主题为“强化法律监督提升司法公信”的网络访谈。访谈邀请到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贾春梅、陕西省凤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喜玲,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杨克勤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全国的检察机关近年来主要采取了五方面措施,第一,坚持司法公开,公开之后及时接受社会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第二就是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职权的配置,使职权受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杨克勤说。

第三是要加强监督,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司四个机关相互监督。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一方面是检察机关监督其他政法机关;另一方面,公安、法院对检察院也有制约。检察机关对公安该立案不立案的、不该立案而立案的,包括侦查活动,都有监督职责,批捕还是不批捕,起诉还是不起诉。对法院的具体工作,通过检察建议、抗诉,进行监督。对司法行政人员,包括监狱,检察机关也有监督职责。

第四,作为监督别人的部门,检察机关内部对批捕权、侦查权、起诉权、监督权也是有职权的划分、科学的配置,在内部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比如说,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在检察机关,逮捕已经由上级检察院审查,这也形成了有效监督。第五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要严肃纪律。他指出,中央政法委公布了十起典型案件,这些案件在过去会不以为然,但是八项规定颁布之后,这些都是大问题。对这些过去不以为然的问题,现在也要严格查处和处理,通报全国,以儆效尤。

以“监督别人”为职责的检查机关如何管好自己?杨克勤对此表示,检查机关的自律自查一方面是在工作的八小时之内。一是通过网上办案,从受案、立案、办案、评查,在网上同步监督、同步考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从吉林检察院的经验来看,效果非常明显。二是通过考核发现有违法办案,包括程序的瑕疵,都要进行及时的纠正,严格追究。三是在下半年,准备在全吉林省抽签确定20个基层院,对他们近年来办理的所有案件一件一件的进行抽查,从中发现问题,总结规律,改进工作。另一方面,在八小时之外,对干警的社交圈、生活圈、娱乐圈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督。

“医疗纠纷升级为暴力,最受伤害的是患者,现在患有疑难杂症和一直在问是否有并发症的病人,会被大医院推来推去,因为医生不敢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在昨天的小组讨论上发言指出,法律弹性导致不断赔偿不该赔偿的钱,成为暴力的根源之一。他建议健全司法机制,为医疗纠纷中的患者建立法律援助体系,让解决纠纷走上法律的道路。

破财消灾导致医闹

赵平指出,美国医疗由于差错引起的纠纷,并不比中国少,为什么美国医院暴力很少?中国医院暴力的根源之一是和法院的观念有关。“我亲耳听到过一位法院女同志在给医院院长做培训时说,如果病人告你们,不管你们是对是错,我们都会偏向病人,因为他们是弱者,”赵平说,法院有这样的概念,公安人员甚至医院的保卫处也都有破财消灾的倾向,出现了所谓“大闹得钱多,小闹得钱少,不闹没有钱”的观念。

赵平认为,如果我国法律是有弹性的,不断地赔偿不该赔的钱,就会使得医院暴力不断升级。

谁都怕沾“麻烦病人”

赵平指出,公检法部门应该意识到,暴力伤医行为伤害的不仅是医务人员和医患关系,更重要的是伤害了病人。

“如果你们不信,我每个星期四看门诊,你们就跟着我去看看,看看病人被推脱过多少次。麻烦的病人,复杂的病人,过去是小医院往大医院转,现在是大医院之间就推来推去,非常可怜,这种状态下,最受到伤害的是病人。”赵平说,医生第一不敢接收患有疑难症的病人,第二不敢接收特别啰嗦的病人,反复问有没有并发症,医生就会觉得很可怕,就把病人推出去了。

建议医学专家当陪审员

赵平认为,医疗行业不应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也在生病。”赵平指出,“曾经劝过病人走法律程序,但是病人坚决不走,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赵平说,对患者的法律援助应该建立一套体系,病人在与医院发生纠纷时,给予及时援助。他同时建议,法院在处理医疗纠纷的案子时,由法院选定的医学专家作陪审员,陪审员的专业知识也很重要。

晨报记者 韩娜

“3·15”消费者权益保障日即将到来,届时,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也将开始实施。新消法规定,商业欺诈赔偿标准将从两倍增至三倍,网购商品也可以享受7日无理由退货,而明星代言产品出现问题将承担连带责任等。新消法实施前夕,市一中院的法官对新消法中的几大亮点进行了详解读。

亮点一 商业欺诈三倍赔偿

【法条】修改后的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案例】张某花费19998元,从某藏品公司处购买了国宝九龙金币两套。包装盒上记载,这套国宝九龙币,“为国家法定流通纪念币”。在该藏品公司网站上也有国宝九龙币“枚枚带法定面值,枚枚是法定货币”的宣传语。但张某向相关部门咨询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遂以某藏品公司构成欺诈为由,起诉了这家藏品公司。

-法官释法

本案中,某藏品公司作为经营者,在明知国宝九龙金币并非中国国内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发行的情况下,隐瞒真实情况,多次使用“国家”的概念进行宣传,导致消费者误解并购买,构成欺诈。

按照现行消法,消费者张某仅可以要求经营者按照购买金额的两倍赔偿,但按照新消法规定,张某可请求按照购买金额的三倍赔偿。

亮点二 网购7天内可无理由退货

【法条】修改后的新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1、消费者定作的;2、鲜活易腐的;3、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4、交付的报纸、期刊。

【案例】张女士在网上一家卖竹木产品的店铺看中了一个木质鞋架,原本张女士对质量问题有点担心,但是看到店里“支持退换货”的承诺后,才下单购买。

而到货后张女士发现鞋架质量不好,还没有标签和生产日期。便向卖家要求退货,但是卖家不同意,理由是“竹制品难免有瑕疵”。张女士随即以店铺网页上的“退货承诺”质询卖家,却被告知退换货范围仅限于“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品”,而张女士的鞋架属于“难以避免的小瑕疵”,因此不支持退换。


-法官释法

新消法实施后,虽然规定除几类特殊商品外,通过网络等方式购物的消费者享有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无理由退货的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且除非消费者与经营者有特殊约定,一般情况下,退货费用都由消费者负担。

而如果不是通过网络等特定方式购买的商品,因质量问题而进行了退货、更换、修理,则应当由经营者承担运输等必要的费用。

亮点三 代言明星为商品问题担责

【法条】新消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陈某在广告上看到某明星代言一种保健食品,并称该产品使用效果良好。于是陈某花费3208元购买了20盒该品牌的保健品。而陈某服用上述保健食品之后出现了头晕、恶心、厌食等状况,住院治疗花费了2573元。

在陈某向有关部门举报后,食药监局调查发现,该保健食品并未经过国家批准。

-法官释法

按照现行消法,本案中因陈某因服用该保健品致使身体健康受损,陈某除可以要求该公司承担赔偿所受损失2573元外,还可以主张购买保健品价款的10倍赔偿。但陈某向该明星主张赔偿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原因是我国广告法中对于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形未做规定。

而新消法中增加规定了个人的责任义务,因此新消法实施后,陈某可向该保健食品的代言人主张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晨报记者 何欣

昨天上午,政协委员围绕“两高”报告进行分组讨论。不少委员表示,在司法审判中还要进一步贯彻疑罪从无的法制理念,减少冤假错案。针对很多城市采取的汽车限行措施,有委员认为应该制定相应法律条文,对限行政策进行规范。

限行应给车主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道文表示,由于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原因,各个城市都在采取汽车限行措施,但他发现各个城市的限行措施各不相同,操作起来也不太规范。

王道文认为,在我国一些城市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环境问题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应该研究制定可操作的法律条文,来规范限行措施。至少某些城市在出台限行措施前,要举行听证会,让公众心服口服。

另外,与汽车消费有关的一些税费应该适当降低,或给车主一些补贴。因为一些税费是按照全年收取的,而限行后车辆不可能每天都开了。

理清基层执法界限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霍学喜表示,在日常工作中,与市县一级纪委机关或政法系统经常接触,感觉这些基层纪委系统和政法系统、法院、检察院,在一些案件上有时管理界限不清。一些重大案件的司法标准,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中央的精神在基层被扭曲了。”霍学喜建议,两高院要重视对边远地区检察院、法院办案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理清纪委、政法委、检察院和法院各部门间的界限。

另外霍学喜还表示,部分地方司法腐败仍有发生,导致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扭曲。在一些县市,由于司法腐败导致打官司成本很高,有人甚至请黑恶势力来处理问题。希望两高院予以重视,做好基层队伍建设。

贯彻疑罪从无理念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法委书记王继亮表示,在一些案件的审判中,应该深入贯彻高院关于“疑罪从无”的指导思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避免造成冤假错案。

王继亮说,在欧美法系中比较注意案例,一两百年的案子都有记录。有相同案子就要查询记录,100年前怎么判,还要怎么判。而目前我国的司法系统在对一些法律的操作上还有差异,而坚持疑罪从无就是司法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也有委员表示,我国目前还存在重口供轻证据的情况,这也有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我国古代就是只要签字画押,就可以给犯人定罪。要彻底扭转这种现象,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晨报记者 王歧丰

“环境保护税最终就是要体现谁污染谁交税的原则,这里面会有利益的博弈”,针对正在起草中的环境保护税法,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昨天在小组讨论后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部法体现了人民向污染和雾霾宣战的呼声。目前看来,是否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是最大的争议,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做法也不同,立法过程中将举办多次听证会,广泛征求意见。

“谁污染谁交税”

对于这部环境保护税法的总体思路,朱光耀表示,这部税法就是要体现谁污染谁交税的原则,制约盲目排放,改变现在粗放型的、污染环境、无序消耗能源的增长式道路,要体现“重典”治污染的原则。

朱光耀说,向污染宣战,向雾霾宣战,就要有法有据。“在立法过程中,要通过多次听证。不怕立法开始时在具体的条目上大家有异议,不怕技术性争论,就是要通过听证过程凝聚全民共识。让这部环境税的立法经受住时代的考验,真正为中华民族绿水青山永续做出贡献。”朱光耀说。

其他税种有共识

至于环境保护税的税种会有哪些,朱光耀指出,是否会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目前是争议最大的,要通过各方面讨论形成共识。二氧化碳征税问题在国际上也存在争论,“美国没有纳入,澳大利亚立法过程中一开始包括了二氧化碳税,但后来取消了。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要经过反复听证,反映大部分人的意见和要求。”

朱光耀说,环境保护税最终就是要体现谁污染谁交税的原则。“这里面会有利益的博弈,但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基本指导思想,那就是发展应该是有质量的增长,是环境友好的、资源节约式的增长,再也不能走粗放型、污染环境的无序消耗能源增长式道路。”

朱光耀认为,诸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一些污染物,要用税制控制,除了二氧化碳税以外,民众对大气污染物、废水污染等其他税种的反应会比较平稳,基本存在共识,“现在大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污染治理的必要性”。

冲击石油造纸等

朱光耀指出,法律出台后,将会对石油、造纸及其他排污性行业造成冲击,“企业只要造成污染,就要承担责任。”至于这部税法最快何时能出台,朱光耀表示,全国人大有严格的立法程序,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由国务院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如果大家的意见非常集中,速度就会比较快,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进展就会慢一些。

据了解,截至2012年底,已经有47个国家开征了环境保护类税种,包括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分别对大气污染物、废水排放、固体废弃物、噪声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征税。

晨报记者 韩娜

《政府工作报告》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今年九大工作重点之一,这让来自江西团的卢金生代表很兴奋。

报告特别提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增强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城镇发展后劲。卢金生去年提出“就近就业”的建议很是应景儿,3个月内他就收到了国家发改委的相关回应,“支持回乡创业”。卢金生希望能建设以人为本、有保障、有绿色、有文化、农民能体体面面安居乐业的新型城镇,不仅是表面身份,而是融入城镇,成为真正的市民。

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城农民工融入城镇起码要解决四大问题: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及子女就学;同时他提醒,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去抢项目、争取资源。否则,小城市发展慢,大城市出现“大城市病”。

履职故事

他的心愿 “城镇化”的目标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卢金生在江西团分组讨论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合理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舍用地,并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经费、教师分配和教师工资保障。”

最发愁子女教育

卢金生是江西省丰城县蕉坑乡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辞掉民办教师的工作,从家乡来到台州打工,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企业老总,以及当地在台州的流动党支部负责人。在台州这座城市,有卢金生许多的乡亲,他们中有许多人像卢金生一样成为小有成就的创业者,但更多的人还是普通的务工人员,即便在台州这样的非一线城市,买房、落户也都不是易事,子女教育尤其让他们发愁。

卢金生说,有的务工人员让子女留守在家,也有带着孩子来到城市,虽然国家前几年就有政策,让农民工子女和当地居民子女有同等享受教育资格的权利,可是在一些农民工聚集地,如他所在的浙江省台州市,公办教育资源远不能满足在此地农民工子女就学需求。“台州本地户籍人数约40万人,外来务工人员32万,即便有流动也不少于25万人,还大都是有子女入学需求的中青年。”卢金生给出了一个他统计的数据。

城市承载力与人口规模不匹配

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有学上了,但是教学质量呢?”卢金生说,他作为人大代表曾去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调研,发现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都不行。其中一所有350多名小学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老板是在企业里的一栋办公楼做教室,体育活动等场所全无。“老板租房每年40万,再加上教学器材的损耗,他招聘教师可能每月只有2000块钱的工资。由于学校待遇低,能招来的少有质量好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呢?

卢金生在发言时建议,国家及教育部门合理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舍用地,并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经费、教师分配和教师工资保障。保证他们能享受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该享受到的政策和权利。

卢金生说,台州这个城市的承载能力应该和它的工业规模匹配,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就有这么多的务工人员,也就该有相应比例的子女入学的需求。


缴纳两份保险却只能报销一次

不只是子女入学的苦恼。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都在台州工厂务工。卢金生说,他的妻女在老家上“新农合”,但是根据劳动法,在务工地也要上保险,这样一来她们缴纳了两份儿钱。“安徽团有位人大代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了,我看病的话,医院只出具一份票据,”卢金生说,不可能也不允许报销两次。

“为什么不回农村老家?”卢金生说,不管是农民子弟考学到大城市但未能落户扎根的,还是农民进城务工,80%都是为了挣钱改善生活,他们也想就近就业,但是家乡那里却没有工作机会。

希望“就近就业”获发改委回复

去年参加全国两会时,卢金生在会上建议:通过政策、资金支持,以市县为单位建立农民返乡创业园地。卢金生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很多:有利于促进农民输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妇女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还减轻了沿海发达地区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资源不足的压力等。而他描绘的这些,也是“新型城镇化”的目标。

去年提交建议后,三个月之内,卢金生收到了来自发改委的回复,大意是:人社部和发改委为了鼓励农民回乡创业,已经出台了一些支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包括小额贷款、回乡创业资金等,但是全部推广尚需时日。卢金生说,他也关注到,一些省份逐渐有类似的扶持政策,也有农民工关注政策并期待回乡创业。“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卢金生说。

随着医疗保险改革的推进、医保社保全国联网体系的建立,卢金生们的困难在有些地区已经得到解决,流动人员的利益也逐渐得到保障。村里的农民想在镇上建屋子,镇上的人们想到县里买房,卢金生对城镇化的理解是,“就近寻找的生活,不一定非是进大城市。”

农民工回乡能促进家乡消费

今年3月7日下午,卢金生在江西代表团分组审议时,又提到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话题,引起了包括当地省市领导在内的其他代表的共鸣。小组内的一位领导表示,这个想法很不错,回乡不仅能解决农民工的困扰,还能把消费带回去,为家乡创造财富,回去后要关注一下。卢金生说,“在这方面大家都是有共识的。”

今年接受北青报采访时,卢金生还以自己的感受来证明农村的市场并不小,留守在家的人,许多日用品基本上都是他们在外地买好寄回来的。“如果是在老家消费,对家乡的市场就有刺激。”

权威声音

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抢资源

陈锡文,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农民融入城镇,取决于配套服务

“很多人把关注点聚焦到户籍制度改革上是对的,但户籍就是一个本,就是几张纸,给你换了一个城镇户籍本,但是户籍本后面所承载的一切,社会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能解决的话,那这张纸也没有太大用处。”

陈锡文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往城镇化进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反思、去改正的地方。比如,现在的城镇化率,7亿多城镇人口是指常住人口,但如果查一下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城镇户籍人口所占比例只有35%。也就是说,居住在城镇中的居民中,约三分之一没当地户籍,那他要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就有很大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进了城的农民工。所以如何使进城农民工加快融入城镇,这是社会都关注的。

“很多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大概有十二三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宣布废除两种户籍制度了,户口本是一样的,但是待遇不一样。所以归根到底,要解决进城农民,你能给他什么样的基础公共服务。”

让农民工融入城市,要解决四大问题

陈锡文表示,进城农民工融入城镇起码要解决四大问题。

一、要解决就业。农民之所以愿意到城里来,是想在这里挣更多的钱改善自己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非常努力,一定要加快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根据现有统计,城镇全部就业人口大概不到3.8亿人,而这些人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不到7000万人,也就是说,城镇就业80%以上是靠非国有部门来提供就业岗位。所以在政策上一定要让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获得同等的政策条件和环境,促进它更快地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二、农民工的住房。农民工的住房绝大多数靠两个方面,一个是靠用人单位给他提供集体宿舍,这个占到整个农民工住房的50%以上。还有百分之四十七八是靠农民工在城中村租赁住房。真正拥有自有住房比例非常低,大概就是1%左右。让农民工进城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基础条件才能和城市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公租房、廉租房,这是需要研究的,当然要加快建房。

三、要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并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职的就业人员,城镇居民的社会就业保障和农民工的社会就业保障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农民工作为流动性的就业人口,他缴纳的社会保障金中,在统筹账户中的部分他带不走,所以就抑制了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四、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现在我们了解,大概进入城镇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孩子超过1300万人,差不多农村有十分之一的孩子到城里来读书,对于这样大的变化,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显然还跟不上。所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还需要加大力度去解决。更重要的是,你解决了他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他初中毕业以后要考高中,当地让不让考,高中毕业以后要考大学,当地让不让考,这些问题要解决起来都是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一定要通过加快发展经济,使得我们国家有更雄厚的实力来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均等化,才能真正做好这件事情。


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争资源

3月5日,陈锡文向北青报记者解读:大中小城市都应该得到发展,小城市得到发展,也不给大城市很大压力,农民可以就近就业,风俗习惯可以继续延续,而且也方便照顾家里。

对于目前很多进城人口包括农民工选择在大城市就业,陈锡文认为,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去抢项目、争取资源,否则会导致小城市发展慢,大城市发展快,出现大城市病。应该以更符合规律、自然的状态去发展城镇化,让大中小城市得到合理发展。“产业大、合理分布才能带来就业人口的合理分布,才能带来城镇化人口的合理分布。”陈锡文说。

建议

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持新型城镇化

全国政协委员 李崴

推进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核心,尽管中央一直将此作为城镇化的原则和重点,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并不热心,地方政府一般是更多地从城镇建设、撤县设区、盖房造城等“外在城镇化”上着手。2012年8月,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这主要是利益的问题,户籍改革是需要掏钱的,地方财政的钱不足以支持“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成本。所以,李克强总理才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有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议中央财政在此机制上担当主要的角色,才能够有利促进取消户籍制度的目标的最终实现。

农民进城对小城市压力不大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铜陵市长 侯淅珉

安徽铜陵的户籍改革在2011年就已完成,不存在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实行“一元化”管理,他们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农民在农村的承包利益等没有触动,只是适当加强。其他的社会保障逐步在并轨:先把城市低保并轨,2012年把城市养老并轨了,去年把城乡医疗保险并轨了。

外来居民实行居住证管理制度,享受和铜陵市居民同等保障,一年后可根据意愿转为铜陵市居民。保障性住房、子女入学等都给予保障,外来人口还参与社区竞选。

有人觉得农民进城成本太大,对城市资源的压力很大。我觉得对于大城市来说是这样,但在中小城市并不存在。

进城人员是来创造财富的,我们可以分析农民进城成本的构成:城市基础设施;少量人要提供保障房,还有各类社会保险。但社会保险是企业提供的,对地方政府来说主要是基础设施。但进城人员还会消费,购买固定资产,间接带给政府的收入也能抵消成本。

铜陵市条件放开后,增加人口并不多。农民进城,主要是就业。资源如果都在大城市,人口势必都会跑到大城市。

城镇化不能搞大跃进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榆林市长 陆治原

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入城市,它要尊重人的需求,避免一哄而起搞大跃进。我认为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产业化的产物,没有工业化作为基础,城镇化是无本之木;如果没有产业化的支撑,大量新市民会变成无业游民。如果没有更多的岗位来解决就业问题,会带来社会问题。所以城镇化的速度要和经济发展速度适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靠行政力量急于求成。

要保护人的生态环境,从源头上预防“大城市病”。要避免大城市病,要合理规划和布局。规划都有,但是执行的刚性约束不够。城市是什么属性、建多大,都要定准位。每个城市都能定准自己的位置,不盲目竞争,特别是一个区域内的城市之间协同发展,要互补。

此外还要重视和保护农村环境,不要无节制地扩大城市用地。农村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周边的农田对城市生态的作用不可估量,建议尽快建立以生态效益为指标的城镇化绿色评价体系。

本版文/记者 高淑英

昨日上午,辽宁团全体代表审议两高报告。针对地方普遍关心的司法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确认,目前中央已经审议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很快会下发相关文件。

此外,检察机关改革方案很快会对外公布,有关案件质量终身责任制的初步方案也已成形。

谈司法改革

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

路线还不清晰

昨天的审议过程中,多名代表将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困惑、猜测及意见,一连串地抛给曹建明,后者一直保持微笑,对代表所提建议频频点头,并在纸上快速记录。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长义代表说,没有中央的顶层设计方案,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体制改革无法开展,比如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到底怎么统一?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原本待遇不一样的,又该如何调整?他直言,目前关于改革方面的议论很多,猜测也很多,建议两院内部改革框架尽快公布,同时要考虑各地的实际状况。

曹建明对这些意见进行归纳,并在最后统一回复。他提到,不久前刚参加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专项小组会议,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

他坦言,有些改革目标明确、路线清晰,有些改革路线图还没有完全清晰,比如“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就是个重大课题,由于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还需要中编办、中组部、财政部、两高联合调研,听取意见,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在推进中。

谈案件质量

案件质量终身责任制已有初步方案

会上,还有代表提醒,要依法推进体制改革,比如法院组织法等要进行相应修订。曹建明表示,如何把改革和法律修改很好地结合,是个很重要议题。他会向全国人大积极建议,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代表们肯定了我们的司法公开工作,但是有一句话我是听进去了,那就是还不够,仍然存在选择性公开的问题。”曹建明表示,今年要进一步加大检务公开范围和力度,建立保证案件质量和效率机制,依法公正处理案件。

发言结束时,曹建明承诺会认真研究每个代表所提意见,最高检“不光要把报告做好,更要把工作做好”。

在回答北青报记者提问时,曹建明表示,今年检察机关要加大反腐力度,包括提高反腐的法制化水平等,都要体现在司法改革中,加大对违法违纪的处罚力度。

他还透露,建立案件质量责任制是2014年的工作重点之一,目前案件质量终身责任制已有初步方案,不久即可对外公开。建设素质过硬的职业化队伍,也将是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谈假释减刑

要加强假释减刑监督

会上,曹建明还坦承,目前在假释、减刑、保外就医等方面,出现很多不正常现象,对职务犯罪或者普通民众的减刑假释处理,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这些均属于深层次的问题。检察机关为此专门提出了处理意见,并与最高法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督,更好地维护司法公开。

谈新刑诉法执行

检察院难办 公安说太严 法院批太松

针对有代表反映的新刑诉法执行中的问题,曹建明表示,在新的诉讼法落实过程中,公检法三家确实还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对重大问题形成统一共识。“比如现在刑诉法中规定的七个证据标准,三方有时候存在一些认识不一致的地方。公安批评检察院标准掌握得太严、法院批评检察院标准掌握得太宽。”

文/记者 孙静

昨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表示,对于一些重大敏感案件,法院要敢于坚持敢于担当,他以曾引发广泛关注的夏俊峰案为例,称不杀夏俊峰这种人就非常危险。对于近期多发的暴力伤医案,周强表示将“严惩不贷”。

将加大力度打击“医闹”

在昨天下午的湖南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有来自医院的代表谈到“医闹”问题,周强表示,今年将加大对“医闹”的打击力度。周强透露,此前发生的浙江温岭杀医案的死刑复核正在进行中。

“医患关系有问题,但绝不允许暴力侵害。”周强说,如果允许、宽容这种行为发生,最终受损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鼻炎很难受就杀死医生,这个患者是极端没有道理的。”周强用“荒唐”二字形容此类行为,他还提及黑龙江打死医生的19岁学生。周强表示,最高法将在两会结束后,集中公布一批典型案例,对于此类暴力伤医者,法院将严惩不贷。

不杀夏俊峰就非常危险

说完“医闹”的问题,周强又提到沈阳夏俊峰案,称对于类似重大敏感案件,法院要敢于坚持、敢于担当。

“夏俊峰是一名摊贩,杀了两个城管,造成一人重伤。但是就因为夏俊峰是摊贩,对方是城管,大家对城管有偏见,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会上的大V就鼓动说这人不能杀。”周强介绍说。

“但是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就好像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你把人杀掉了,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周强借此强调公正司法的重要性。

要为改革提供司法保障

对于司法公开和司法改革,周强昨天上午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作了专门论述。他表示,在司法公开方面,微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三年内还要求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增进群众对审判的了解和理解。

周强提到,裁判文书上网最先从河南开始,力度最大,在全国开了先河,发挥了示范作用,“豫法阳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对促进司法公开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于司法改革,周强指出当前有几个问题,比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纠纷,尤其是很突出的房屋征地拆迁,要处理好这些矛盾和纠纷,为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周强指出,法院通过审判好各类经济案件,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去年最高法最高检共同发布了几个重要的司法解释,如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等,加大惩治力度。今年不仅要出台司法解释,还要加大打击力度,对食品产业发展来讲就是最好的保护。

周强表示,2014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司法保障。他举例说,比如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河北要关闭一些钢厂,削减过剩产能,这些企业并不是不达标,是为了治理雾霾而被淘汰,最后赔偿的问题怎么办?这些都将成为司法问题,法院需要通过妥善处理这些案件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京华时报记者孙思娅商西


司法改革

河南拟设两个直属中院跨区域管理10基层法院

昨天上午,周强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表示,河南频繁纠正冤假错案,在司法公开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司法改革是否会从河南开始试点?对此,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河南已在申请成为试点省份。

张立勇说,周强在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提出“认真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个问题涉及中央的顶层设计,河南正在努力争取成为试点省份。同时,河南近年来一直在不断探索“省直管县政法工作体制”,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司法管理体制改革。

张立勇介绍说,河南准备设立河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行使中级人民法院职权,管辖巩义市、汝州市、邓州市、永城市、固始县、鹿邑县、新蔡县;并将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更名为河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兰考县、滑县、长垣县。这两个中级人民法院均由省高院直接管理。

在“人财物”问题的调整上,张立勇表示,新成立的这两个直属中级人民法院,达到了法院的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对分离。“我们拿出这一小部分法院作为试点,这10个基层法院将不再受所在地市管理,而由独立的直属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这些基层法院将和行政区划相对脱离。”张立勇说,今后上述10个省直管县的二审案件,不再由其所在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而是改由这两个新设立的直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商丘市,商丘市下面有个永城法院,它现在属于商丘市管理,我们设置直属中院后,永城法院就不再由商丘市来管理了,它的整个审判业务由省直属中院来管理。”

张立勇表示,这种调整可以使得法院的设置和行政区划相分离,去行政化。

京华时报记者孙思娅

工资待遇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建议法官工资与公务员分列

对于法官检察官待遇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齐奇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考虑将法官检察官与一般公务员职务序列分开,法官不必照套科级、处级等行政级别,这也是司法系统去行政化的体现。

今年,有关法官办案多、压力大、收入低的问题成为人代会热议的话题,怎样改革更有科学性呢?齐奇认为,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职级待遇,可以与公务员行政序列适当分离。从世界各国来看,司法系统的职务序列,与政府公务员职务序列一般都是分列的,分别纳入议会通过的预算盘子。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做,很少将法官的职务待遇照套科、处、局的行政级别。

他认为,这符合目前一府两院的宪法架构。他认为,现在法官要通过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也说明这种双重选拔招录的门槛更高。

齐奇说,进行人财物省以下统管改革,应先有试点和顶层设计,通过实事求是地深入论证调研后,进行试点,最后才可推广。但他也提到,目前,中西部和东部的经费来源也不同,中西部较多由中央转移支付,而东部主要由地方支付,“政策不能一刀切,要视不同区域而定。”齐奇说。

京华时报记者黄海蕾

司法公开

北京法院审案流程网上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昨天在参加审议“两高”报告时表示,北京法院系统审判流程公开的平台建设将在6月底前基本实现,执行信息公开的平台建设则在年底基本建成。他同时建议根据案件数量确定法官员额、制定好法官晋级机制,以缓解法官大量流失的现状。

慕平表示,最高法去年年中召开了司法公开的动员部署大会,将司法公开作为提高司法公正的主要突破点和着力点,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这三大平台的建设。

据他介绍,北京市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其实比较早,大约有10年的历史,但过去主要是对知识产权的裁判文书和商事裁判文书公开,公开数量也比较少。慕平说,这三大公开平台的建设目前正在进行中,其中,生效的裁判文书已经全部上网,而审判流程公开的平台建设计划在今年6月底以前上线,而执行信息公开的平台建设也有望在年底前完成。

慕平介绍说,目前北京法院一共有8576名工作人员,属于政法编制的有6300多人,具有法官职称的有4168人。全市法院现在有院长、庭长、副庭长886人,这些人专业能力强,但他们办案少或不办案的话,对审判资源也是比较大的浪费。而在法院的行政、后勤保障等综合部门中,有法官职称的人员有600多人,再加上院长、庭长等人,有36%的法官不在审判一线,这是很大的浪费。

京华时报记者文静韩旭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参加湖南团审议时表示,要依法严惩侵害医务人员的犯罪行为和“医闹”。同时他表示,各级法院要敢于坚持原则,他以夏俊峰案为例,表示不能因为贫困就为所欲为,更不能因为富贵就超越法律。

谈伤医案件

严惩伤医案件和医闹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程新文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对于杀死医生或者押着医生游街等严重侵害医生权益的犯罪行为,人民法院会对其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程新文表示,严重侵害医生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人格权的犯罪行为,法院会对其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昨日下午,湖南团举行全体会议,在讨论中,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雷冬竹建议,严惩针对医务工作者的暴力行为应该写入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同时,在医疗纠纷的民事案件中,针对医疗事故的鉴定应该由专业鉴定机构完成,同时应该培养法院医疗事故鉴定人员。

周强在讨论结束前最后发言,其中对雷冬竹的建议作出回应。

他表示,医患关系的问题决不允许变为侵害医务人员,如果宽容这种行为,受害的一定是老百姓。他介绍,目前浙江温岭伤医事件已经对伤医者判处了死刑,正在复核中,两会后最高法院将公布一批类似的案件,“严惩不贷”。

谈夏俊峰案

法院要敢于坚持原则

周强还以发生在辽宁的夏俊峰案为例,强调法院工作要敢于坚持原则。

法院判决书显示,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因与城管发生争执,持刀刺向3名城管并致其中2人死亡1人重伤。在案发4年4个月零9天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夏俊峰于2013年9月25日被注射执行死刑。

“(夏俊峰)是一个摊贩,摊贩杀了两个城管,重伤了一个城管。正因为他是摊贩,而大家对城管有误解、有意见,当时就有些人说他不能杀。”周强强调,法律就是要严格遵守,“关起门来我们吵一架,就把有意见的杀掉了,(如果判定)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将天下大乱”。周强说要公正司法,“不能因为贫困,就可以为所欲为。更不能因为你富贵,就超越法律”。

谈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对法官压力很大”

周强上任一年来,各级法院加大了庭审公开力度,除了庭审直播,还出台了法院网上公布裁决文书的规定。

面对河南团的人大代表,周强说,河南省在司法公开、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等方面走在全国法院系统前列。“‘豫法阳光’(河南省高院官微)做得不错,最高院就把‘豫法阳光’的负责人挖来了。”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最高法及东中部14个省区市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依法全部上网公布,其他省区市法院3年内全部实现这一目标。

对此,周强说,司法公开对法官法院压力很大,防止了暗箱操作,同时增进群众对判决的了解和理解,要让群众感受到公平和公正。

谈民生热点

环境和食品药品案件上升快

对于民生领域的热点问题,周强说,去年两高共同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的司法解释。

周强说:“过去环境污染犯罪标准门槛很高,死1人或重伤3个人才算犯罪。司法解释出台后,只要是向密云水库等一类水源直接排污的行为,就可以构成犯罪。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司法解释,最简单的一句话:产销地沟油最高可判死刑。”

他指出,去年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案件上升很快,所以不光要出台司法解释,今年更要加大惩治力度。“对于食品产业来说,打击违法行为,就是对合法企业最好的保护。”

文/记者 罗丹阳 关庆丰

东南网3月12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兰锋 周琳) 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代表团团长尤权,代表团副团长叶双瑜、徐谦、邓力平参加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等到会听取意见。省法院院长马新岚参加审议,省检察院检察长何泽中列席会议。

尤权在发言中说,两高工作报告全面反映了过去一年履职情况,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讲成绩和问题都很客观实在,体现了宪法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体现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我对两个报告完全赞同。过去一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两高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注重服务大局、注重司法为民、注重深化改革、注重改进作风,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新的一年,我们将认真贯彻全国两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法治福建建设,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更好地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章联生、马新岚、林和星、黄蕾、戴仲川、曾云英、倪英达、林欣欣、李振生、郑奎城等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

下午,福建代表团继续分组审议两高工作报告。

11日,驻闽全国政协委员在各自小组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图为驻闽全国政协委员李明蓉在小组讨论中发言。福建日报记者 林辉 摄

东南网3月12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林侃 郑璜 严顺龙) 10日至11日,驻闽全国政协委员在各自小组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言献策。

委员们认为,过去一年,两高工作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改革创新、保障民生,着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反腐倡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夏先鹏委员认为,去年的两高工作可圈可点,法院工作加大了司法公开、依法纠错、国家赔偿的力度;检察工作突出了反腐重点,拓宽了法律监督领域,有效提升了检察队伍整体面貌。他建议,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要遵循司法规律,坚持法治底线不动摇。

李明蓉委员认为,两高报告以翔实的数据、平实的语言回应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诉求,报告内容更加具体化,不仅聚焦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反腐倡廉等大议题,还涉及保护儿童合法权益、惩治校园性侵案件等群众关心的话题。报告把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司法改革成果作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自己作为司法系统工作人员,对此充满期待。

郭加迪委员说,报告中提到了“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这是去年两高力推的重要举措。他认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权力行使只有进一步公开化,才能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委员们还围绕优化司法环境、加强普法教育、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等方面提出建议。

“向贫困宣战”“创新扶贫开发方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科学扶贫、精准扶贫。

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分析,目前农村贫困人口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万户住户调查得出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出来的,对于研究贫困人口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比较科学,但具体扶贫工作中还要弄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何在”“如何针对性帮扶”等问题。

摸清底,把真贫挑出来

准确识别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目前各地确定贫困人口的实际做法,多是政府机构根据扶贫资金规模和县域统计数据,测算确定具体村庄贫困农户的数量,再由该村遴选出贫困户。“这种方法不能做到应扶尽扶,一些真正的贫困户没被选出来。”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说。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为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通过发扬基层民主,透明程序,保证了贫困户认定的相对公平公开。

陕西省丹凤县商镇墹子村村支书孙志会向记者介绍了该村贫困户是如何确定的。每个村民小组选出评议小组,其中群众代表必须超过60%。评议小组入户调查村民收入,村里汇总后从低到高排序,结果张榜公布,上报乡里和县里前再公示两次。如无异议,根据村里贫困户的指标数量,把收入低但有劳动能力的确定为贫困户。如有异议,就召开群众代表会议,村民互比收入,互揭家底,达成共识。贫困户名单每年调整一次,村民先填申请表,评议小组入户调查核实,再开村民小组会议确定调整名单。

“贫困户名单确定后,针对性帮扶到户,效果非常明显。” 孙志会说。

王国良介绍,下一步要通过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告公示、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把贫困人口识别出来,具体的识别办法国务院扶贫办正在研究,今年先要完成全国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

“建档立卡、建扶贫信息系统,虽然工作量比较大,成本比较高,但相对于提高扶贫开发效益而言,这些投入值得。”陆汉文说。

贫困家底不清,客观上也使很多扶贫项目瞄不准贫困人口。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南方减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洪绍华认为,现在很多扶贫项目更多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


重造血,突击扶贫要不得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后,就要制定针对性措施进行帮扶。

“过去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要提高减贫效益,资金要瞄准扶贫对象,精准滴灌。”陆汉文说。

洪绍华认为,现在的扶贫制度设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社会事业投入方面很多是普惠的,这些政策对2020年实现扶贫对象“吃穿两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保障”的目标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要推出更多专门针对穷人的特惠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扶到真贫,减贫也才能提高成效。”

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洪绍华说,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搬迁扶贫是较好的出路。湖北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每户补助8000元。但有关部门测算,目前搬迁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6万元。“搬出来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最穷的贫困户根本搬不起。既然是扶贫工程,宁可搬迁户数少点,也要集中资金搬迁真正的贫困户。”洪绍华建议,通过对贫困户实行差别化特扶,或提高补助标准,或叠加各项政策补助,或动员社会帮扶等,确保最穷的贫困户也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当前,我国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通过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认为,新形势下,需要把区域发展与针对性扶贫有机统一起来。“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一户一策、责任到人的针对性扶贫是最有效的方式。”

不过,汪三贵坦言,不少地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突击式短期行为,重输血轻造血比较普遍。“很多贫困户需要多方面和长期的扶持才能稳定脱贫,除了增收项目,还需要改善贫困户健康和子女受教育状况,提高劳动能力。”扶贫一定要长短结合,增收和能力培养结合,输血和造血结合,突击式扶贫是不可能成功的。

提效率,政府市场联起手

扶贫开发工作在更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结合好,减贫才能获得最大成效。

“当前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等扶贫项目,受益多的主要是贫困社区中的中高收入户,只有较少比例贫困农户从中受益,受益也相对较少。”汪三贵分析,主要原因除了项目瞄准贫困户不够,还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扶贫项目存在挤出效应有关,贫困人口发展底子薄、能力差,光靠市场机制比较难受益。

“产业化扶贫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带动贫困户比例不高的不足。产业化扶贫不是简单的产业化,扶贫才是它的本质属性。”洪绍华认为,政府一肩挑企业和贫困户两头,需要用好“有形之手”,改变“扶贫资金跟着产业走”的状况,实现扶贫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产业走。

“正是因为穷人从一般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中受益最少,政府更需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汪三贵表示,有针对性的扶贫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实施效率,减少监督成本。例如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利用额度小、利率偏高和分期还款等机制,来降低非贫困户对这类资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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