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未来

曾担任日本众议院副议长的渡部恒三是东亚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虽然争论仍在继续，渡部恒三却对中日之间的合作表示乐观。

战争时期，许多日本人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这些孩子大多由中国人抚养成人，这令渡部恒三非常感动，因此他强烈建议民主党推行东亚共同体政策。

作为日本政界的元老，渡部恒三在1972年曾随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来到北京，亲眼见证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共同举起酒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共同体构想正朝着实现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渡部恒三说，有关东亚共同体的热议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上世纪30年代和2005年都出现过类似讨论，前两次讨论都处在日中关系恶化时期，只有此次讨论是伴随着日中关系的修复展开，这是一个春天的信号。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渡部认为，中日之间可能在经济上会发生很多问题，或者在安全上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一定会有心与心的交流，中日两国以后一定会携起手来为世界做出贡献。

日本政治评论家松本健一对共同体的未来同样充满信心，欧盟的最终形成是因为有一个民主的共性，大家相互认可，相互承认。亚洲则有文化上的共同性，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都强调人和自然共生，人与人共生。在松本看来，这一文化上的共通显然是未来共同体的基础。

与日方的乐观相比，中方的代表则表现了不同的谨慎态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欧洲共同体的诞生以法德和解为基础，但欧共体内的国家拥有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与价值观。中日在战后没有处在同一个体系当中，甚至一直到1972年才建立邦交关系。加上当今的东亚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与历史问题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实现东亚共同体并非易事。

中国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说，欧共体从二战后起步，先后经历了数十年，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建设同样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亚洲的关健是如何寻找共同利益并使之最大化。”

在前往东盟峰会的飞机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指出，东亚各国社会经济制度不完全一样，发展水平也不一样，要形成一个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过程。

温家宝总理强调，中国是最早和东盟建立合作的国家，目前“10+1”会议、“10+3”会议和东亚峰会有合作基础，中国与东盟也有合作的具体规划和措施。这三个会议为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全力把这三个会议进行好，将来才有可能建立东亚共同体。

显然，在所有关系中，中日关系已成为影响共同体未来的最重要因素。

虽然前路尚远，中国官员仍对未来的共同体充满期待，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大连期望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企业落户。

在这个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地级市，30年来与日本地方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几乎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