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守公平发展的底线，坚持“发展权不容谈判”，力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过去200多年无节制排放的历史责任。他们坚称，问题的制造者应当自己埋单，并重申，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等多重任务，限制其发展空间，极不公平也不合理。

 发达国家则竭力推卸历史责任，希望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单一的法律框架中，只谈“共同承担”，不提“区别对待”，并企图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和发展中排放大国的承诺捆绑在一起。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提出的中期减排指标不仅幅度差强人意，且附带各种条件；在资金援助上，其又行动迟缓，承诺援助金额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所需相去甚远。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在几大阵营内部也有裂痕。排放大国美国是唯一未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欧、日等对此心怀芥蒂，并想在减排承诺上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而美国近来谋求应对气候变化领导权的做法，令在该领域一直走在前头的欧盟不满。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小岛屿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无节制排放也颇有微词。

 正是由于各方在气候问题上并非平等地受益或受损，而发达国家极力维持既得利益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的斗争也将是个长期的过程，注定了全球气候谈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当哥本哈根的喧嚣归于平静，全球拯救地球的努力仍在继续。本月初举行的德国波恩气候对话部长级会议上，“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有个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再次被重申。不过要将美丽的政治宣言落到白纸黑字的协议，除了理性、务实的态度外，可能还需经历相当漫长的博弈和妥协的过程。

 填补“信任赤字”，是让全球气候谈判进入快轨道的重要前提，然而这决非易事。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称，各国政治层面上的信任正在恢复，但现在说“坚冰已破”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