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新闻自由”是天使还是魔鬼？

从《世界新闻报》发端的“窃听门”事件正在持续发酵，并挖出萝卜带出泥：英国的另两份小报《每日镜报》和《人民报》也开始被怀疑牵扯其中，曾担任其记者的希普韦尔向《独立报》坦言，“不论是《人民报》还是《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其实相当常见。”而年初才接替拉里・金担任美国有线新闻网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英国知名媒体人皮尔斯・摩根也被扯了进来，因为摩根当年也曾出任编辑，“难以想象他对此一无所知”。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简单的一棍子打死，或者盯住新闻集团不放，或者硬着头皮袒护，似乎都不是理想的应对方式，毕竟如媒体所说，“艰难的新闻监督路上，没有一家报纸的关门值得庆祝。”“窃听门”背后，凸显了实践“新闻自由”之路上的各种纠结，如何在市场价值、社会责任、个人权利等诸多重要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点，考验着包括传媒大亨、媒体人、政府以及公众在内的所有人。

简单地将“新闻自由”奉为天使，抑或贬为魔鬼，都是非常粗糙的，如何辨证分析与看待这个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对奋斗在走向和谐社会之路的中国，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以制度化的方式探索并建立权力、资本与新闻自由的均衡点，无疑是“窃听门”事件带来的第一个启示。“新闻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作不言自明的普世价值，源于人们在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下产生的美好预期：用“新闻自由”这“第四种权力”，作为监督和钳制权力，避免权力的共谋，来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同时诸多先驱者真诚的相信，“自由”的机制，能够让各种信息通过交锋和辩论，推动人们去认知真相，最终达至某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但显然“新闻自由”不是存在于纸面上，抑或者存在于真空之中，现实世界中的新闻自由，必然是以某种生产方式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