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资本的新闻自由

就此而言，任何媒体都面临着“社会责任”、“商业收益”、“与权力的关系”三者间的博弈。按照教科书的解释，理想的新闻自由，毫无疑问社会责任应该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即使以爆料为主的小报，似乎也不宜偏离过远。默多克惹出的麻烦，恰恰是“窃听门”中显示的，“商业收益”压倒了一切，“社会责任”变成了无限制挖掘各类隐私“合法化”的外衣，“与权力的关系”则通过各种公开或灰色游戏，与权力共谋，为挖掘隐私创建必要条件。

这时的新闻集团，这种类型的《世界新闻报》，已经不是媒体，而是媒体化的资本，它实践和追逐的已经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而是资本的新闻自由。英国民众、媒体同业以及其他各种的强烈反弹，与其说是针对默多克，针对《世界新闻报》，不如说是针对无限制扩张的资本逻辑本能的反弹。放任这种扩张的后果大家都很清楚，当然同时值得思考的是，允许资本扩张到这种地步的，正是公众本身。相比而言，同样由新闻集团在美国运营的某些媒体还没有走到《世界新闻报》这么远，公众的偏好与取舍，功不可没。

关注默多克，透过“窃听门”看“新闻自由”，不是因为猎奇，而是因为利益相关。中国同样在追求完善自己的“新闻自由”，因为从“孙志刚事件”开始，直到最近的温州动车追尾，各种公共事件中，蓬勃发展的新闻监督，已经成为一种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但“窃听门”展现了“新闻自由”失去控制，或者被资本掌控后可能展现出的某种极端情况。一种回应可能是，中国的新闻监督还没有充分发展，因此无需担心。这多少让人想起“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如何未雨绸缪，完善各种安排，确保媒体发展，以及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实践，建立并完善一个相对健康的舆论环境，恐怕是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仔细实践的问题。就此而言，借助“窃听门”，透视和反思“新闻自由”，对当下的中国，是弥足珍贵的机会，应该而且必须好好把握。▲(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