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进程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加快发展,我国同时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双重转型挑战,这种挑战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因而对外需的依存度很高。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内需的疲软,技术发展水平落后于国际技术前沿,中国位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和产业链的末端。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消费需求大幅缩减。受此影响,我国出口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众多加工贸易企业倒闭。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就业压力加大。严酷的现实再次证明:经济追赶不能建立在基于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之上,必须以动态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为基础,否则这种追赶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

　　在“双重转型”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的变革,其意义十分重大。我国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不高,与国际技术前沿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如果根据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将技术变迁、产业升级与经济追赶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那么可以预期中国将会离技术前沿越来越远,也必然导致建立在低技术基础之上的产业和经济体系受制于外部力量,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吸纳就业人口(尤其是巨大的隐性失业人口)的现实选择,但如果将基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上升到战略高度,那么这种选择短期内固然可以提高经济总量,但长期如此,就会不利于企业加快技术学习和技术变革速度,产业升级缺乏技术支撑,最终也就难以实现经济追赶。

　　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建立基于技术的动态优势生产那些需求弹性比较高、学习机会比较多的产品,是构建产业国际竞争力和进行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它们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比较优势是可以重塑的。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是一种基于绝对和相对价格的静态比较优势假说,无法解释动态的经济追赶和产业升级问题,但却以一种中国所独有的方式盛行于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之中,“以市场换技术”就是从比较优势理论中衍生出来的政策推理。任何政策都具有两面性,问题是长期执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使整个产业链都被锁定在特定的轨道上,对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形成了制约,其消极效应越来越明显。例如,许多关联度高、联系效应比较大的支柱性产业(例如装备制造业等)所使用的技术和设备无法满足相关产业的需求,不得不依赖外国的技术供给,技术依赖造成了产业的空心化。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但如果不改变比较优势的思维定势,在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可能还是基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建立产业体系,其后果可想而知。传统的增长方式与大规模引进外资、依靠外需拉动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外源性的发展模式,不可能作为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两大战略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主创新的真正内涵是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过程中进行自主学习和研发,基于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建立内源性的产业体系,这需要国内需求的支撑。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企业倒闭浪潮与我国长期倚重基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关。这种依赖外需和外部技术供给的发展模式是脆弱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也是稀缺资源,“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使我国失去了部分内部市场,但并没有获取相应的核心技术,内生技术能力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提升。产业升级要求以特定的“追赶型”产业为基础构建技术动态,而内需可以为产业升级提供强大支撑。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产业升级是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产业升级本身也需要一个“大转型”过程。扩大内需不仅仅是为了缓解目前的经济危机,也是化解产业结构矛盾、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在传统的增长方式下,我国的工资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较低。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在关涉民生的社会福利、医疗卫生、住房和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偏低。因此,尽管中国拥有巨额的居民储蓄,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消费需求,内需增速较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需要对社会福利、医疗卫生、住房和教育等民众比较关切的领域进行改革,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才能为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的变革提供支持。

　　从长期来看,产业学习和企业层面的技术能力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来源。因此,在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今天,应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利用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构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技术学习速度,充分挖掘国内需求的潜力,摒弃比较优势理论的思维定势,在战略性部门和关键的支柱产业中提升现有的知识基础和技术能力,逐渐进入那些技术机会比较多、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环节或领域,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奠定基础。(蒋泽敏　唐松　宋宗宏/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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