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个甲子，中共中央两度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全会，对照来看，颇觉意味深长。

1949年3月，在入主新中国之前，中共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的话，即使是站在60年后的今天倾听，仍然具有历史穿透力：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2009年9月，在新中国60年国庆之前，在集体酝酿欢庆之海之际，在似乎是“更值得骄傲”的时刻，中南海没有耽于狂欢，而是平静地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异乎寻常的冷峻口吻，告诫全党：“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由中国共产党人演绎的这出壮阔长剧，揭开共和国序幕之后，走出了曲折而迭创奇迹的60春秋，在一步步接近高潮。60年，细察中共这两次重要全会对全党作风建设的告诫，从对比中我们发现，两个全会一脉相承，都把艰苦奋斗等放在突出地位。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十七届四中全会也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

然而，西柏坡预想的在今天成为黑色的现实：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的前赴后继——今天，我们把这样的“败仗”，称作“腐败”，这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心腹大患，使全会拿出整整一个章节来剀切痛陈。

那么，已经被伟人预料到的，为什么还会发生？已经被反复宣说、警示和惩诫的，为什么还此起彼伏？如何才能扼住腐败的咽喉？

十七届四中全会拿出两把手术刀：一曰科学，二曰民主。

于是，我们在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看到了“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主张，第一次鲜明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大命题。于是，“决定”全面布署推进党内民主，对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进行了设计和安排，强调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

事实上，腐败之源，一在制度缺陷，有空子可钻；二在封建余毒迷失了官员的心窍，“公仆”二字被弃，思想上堕落为封建主义，膜拜特权、享受特权、扩张特权。三是党内民主之风淡漠，缺乏监督，决策过程缺乏公开和透明，一把手为所欲为，其他人噤若寒蝉的局面并不鲜见。可以说，六十年前，西柏坡提出了极有预见性的问题，而现在则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党建科学化，党内要民主。

然而，阻力肯定不小。党内一些既得利益者，会对自五四起就响彻华夏的科学与民主即德、赛两位“先生”避而远之。但是，党和人民都不可能再忍受全会抨击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话都说到这份儿了，对党构成“严重损害”和“严重影响”的事儿，再也不能逍遥地继续下去了。

我们相信，当年，只有共产党能挽狂澜于即倒，挽救已死的科学与民主；现在的共产党，仍然能与科学和民主结成天然盟友，行反腐倡廉之大业……(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