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澳大利亚央行打响加息第一枪，世界经济的所谓“后危机时代”进一步浮出水面。但相对于危机降临时的果断一致应对，未来可能呈现更多的不确定性，各经济体恐怕也将陷入一系列新的进退维谷，或许感到更加迷茫。

首要的两难选择是“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与否。为摆脱金融危机，向市场巨量注入流动性是一个普遍采用的药方。目前，一方面存在“子弹用完”、后续政策空间有限，刺激方案是否缺乏后劲，会不会出现二度衰退的担忧。特别是历史上有上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急刹车”而葬送复苏成果，造成“双谷”衰退的前车之鉴。一般认为，目前不宜轻言退出。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确有抬头苗头，是否卷土重来，值得警惕。在世纪之交IT泡沫破灭后，美国实行宽松经济政策，但复苏后仍保持低利率，结果推动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导致金融衍生品价格膨胀，最终酿成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如何在巩固复苏进程的前提下，找到刺激机制的安全退出路径，避免流动性泛滥重演，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虽然目前不会出现全球范围的升息潮，但信号已经出现。这不是流动性输入机制的终结，但肯定是宽松政策淡出的开始。而随着危机状态的逐渐退出，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还将面临更多进退之变的考验。

例如，这次危机证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不适应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和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等原因，美元加速贬值趋势明显，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无体系之体系”的霸权货币地位有所动摇。一些国家尝试“货币互换”、拉美九国推行“苏克雷”替代美元特别是关于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的建议，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大势所趋。不过，替代体系还没有准备好，在最近的将来，其他经济体还要继续面对“我的美元、你的问题”的逻辑悖论。

再如，尽管“中美国”的概念未必正确，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的确不能简约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但美国人需要削减消费、增加储蓄，告别依赖向世界和未来借钱过日子的生活方式；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出口导向向消费导向、从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却都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问题在于，以往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退出后，新的更为均衡的动力机制能否及时跟进？也许美国储蓄率由负转正只是出于一时之需的权宜之计，而对于长期形成的增长模式的转换，同对于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的改变一样，都不可过于乐观。

从大势看，“后危机时代”已显现一种轮廓鲜明的“进退格局”。此次危机反映，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进一步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模式越来越不合时宜。在不久前举行的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声明“授予G20为我们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舆论认为，G7体系将让位于G20体制。但这一进一退，是否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新阶段，由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能否如此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新兴力量将如何扮演全新的历史角色，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更深层次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孰进孰退的较量也将持续。上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而登峰造极，实现了从思潮到范式的某种“嬗变”。但此次金融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干预、监管、协作成为新共识。危机退潮后，市场的方向盘将掌握在哪只手里，或两只手如何交替把握；在历经几十年并仍无定论的辩论中，凯恩斯与弗里德曼谁赢谁输，这些都不会有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经济哲学的争鸣与探索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时代环境。

最值得期待的进退之变，无疑是新旧经济早日实现接力。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科学革命，给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带来重大变革，使人类生活发生深刻变化。这次危机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虚拟经济生产能力超过实体经济需求水平而形成“金融产能过剩”，但从根本上说，是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实体经济难以为继。在“后危机时代”，传统实体经济必须通过形态转变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一个以低碳为核心的新经济图景正变得愈发清晰起来，这可能导致全球产业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洗牌。这一发展方式、增长模式与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所有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一样，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危机过后，世界可能重归常态，但历史的时钟不会回拨到“前危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