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真正崛起,必须在知识上扮演一个有力的角色
记者:现在都在谈论中国的复兴,有的说再过五十年,有的说还需要一百年。您认为,什么时间或者达到什么状况就可以说实现我们所说的“民族复兴”了。民族复兴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我们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全球建孔子学院,传统文化走出国门,是不是就意味着民族复兴了?
郑永年:文化概念当然非常重要。过去大家对中国崛起的理解过于简单了,GDP总量有多少,中国世界上排名在多少,经济第几位等等。前天我们就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真正要崛起,就看哪一天中国对世界知识体系的贡献,是否在知识上扮演一个有力的角色。以前英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在于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知识体系,就是古典自由主义体系。
记者:是不是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郑永年:对。再看美国,美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增大,再生能力增强了,更是自由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贡献。美国的和英国不太一样,美国的贡献表现在对整个金融制度和世界贸易制度的建设,还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贡献包括“马歇尔计划”等。你有了经济能量以后看怎么去用,这既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又能符合其他国家利益,如果光照顾自己的利益,你是自私的,你就扮演不了一个国际的领导者的角色。相反,你既要利己,也要利人,你所做的既符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又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现在我觉得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中国机会是有的。美国和西方有很多既得利益,在国际经济体制上来说改不动了,正因为西方改不动了,中国才可以更好地扮演改革的角色,比如说中国的环保经济,如果做得好的话,既可以像美国的IT经济一样找到中国的新经济增长点,又可以符合世界上所有国家期望实现环保经济的要求。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有一个方面,既然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破产,中国如果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均衡处理好了,同样也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中国的发展空间很大,看你怎么样去界定,看你怎么去做。
至于像建孔子学院,传播文化是要有的,但一定要有主体性的东西。其实语言并不是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在学中国的语言,当外国大量的人来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就好了。光学语言只是一个方面。
记者:现在大学的教学体系,法律也好,经济学也好,管理学业也好,都是西方的。
郑永年:什么时候我们能提供这样一套体系,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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