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投入越来越多，很多民众却并未享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文化生活。对此，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总监毛少莹分析说：“根本的原因是公民的文化需求无法形成制度性的表达，比如大型文化设施的兴建、重要文化政策的出台，都缺乏征求公民意见的有效环节和制度设计。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促进善治的形成。老百姓则应自觉强化公民意识，充分利用传媒等多种形式，表达和行使好自己享受文化服务、参与公共事务的文化权利。”

对于如何评价公共文化服务效果，丁元竹提出了“服务设施、服务设备、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四条标准。“以此来衡量，发达地区服务设施较好，但设备配置、人员配置相对不足，特别是基层，而服务项目跟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要从民众的需求出发，做一个预先研究评估，提供相应的设施设备，进行必要人员配置，在此基础上提供服务项目。”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城乡差距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上也不例外。就在深圳市福田区探索出“一公里文化圈”的框架、保证让每个辖区市民都能在出户一公里内享受到公益性文化设施之时，一些偏远乡村却连每人每年几毛钱的公共文化服务资金都难以落实。

“在实施‘村村通工程’后，农民基本上都能看到八套以上的电视节目；‘图书馆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工程’使得基层和农村地区整体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因‘城乡二元化’造成的‘农村文化荒漠却仍然存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说。

“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模式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可能选择的模式是：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标准，划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核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实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均等化；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丁元竹说，“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但不能差距过大。这一差别的基本设计要从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提高农民发展愿望、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和更好更快地向城市转移的角度出发，设计成一个动态的过程。”

专家指出，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场“全民运动”中，公共部门无疑是提供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主体，全体社会成员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然而，目前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似乎逐渐陷入政府单向投入、公众“被服务”的怪圈。不管是资金投入方式，还是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和事业单位仿佛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甚至“混合型公共产品”的提供，都鲜见社会文化机构的身影。归根结底，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