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已对涉黑团伙头目龚刚模的代理律师李庄，以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详见本报今日一版)。李庄“律师伪证”的报道出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事也再次引发对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律师伪证罪”的热议。

所谓“律师伪证罪”，按照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其法定罪名叫“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包括三项罪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律师伪证罪”之所以长期以来受到法学界一些人士的质疑，与该罪设计上存在的缺陷有关。首先，它将律师单独作为一类伪证罪的主体来规定，有违刑事立法的公正性。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应当把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一视同仁地规定为这类“伪证罪”的主体，因为这些人同样存在威胁、恐吓证人的现象，而且他们的权力更大。如果只规定辩护方，而不规定指控方，就会造成立法上的职业歧视，无法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律师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无疑不利于律师业特别是刑事辩护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制约。

其次，本罪的罪状描述存在笼统和模糊之处。像“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之类的措辞，极易带来执法的随意性。事实上，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情况非常复杂，有时“引诱”本身就是律师询问证人的一种技巧，将其泛刑罚化，无疑是在律师头上悬了一把剑。又如，本罪的“证人”到底包括哪些范围，被害人和被告人属不属于“证人”？

第三，将律师伪证行为一律用刑法来规制，并不妥当。证据分一般性证据和关键性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威胁、引诱证人也有情节轻重之分。刑法是其他法律规范的保障法，不宜越俎代庖，否则会出现成本过大、刑法事实上管不过来、其他防线懈怠职能等副作用。因此，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应由律师协会处理，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当然，这需要切实加强律师行业的自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