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

不论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经济学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的，他们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委托—代理问题可以简化为两个效用函数：委托人的效用函数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二者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代理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就可能降低代理人的效用，影响代理人的积极性，最终又影响自身效用。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学家分析了代理问题产生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一是信息的不对称。由于在委托—代理过程中信息不作对称分布，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难以观察，更不易控制，从而难以进行准确的信息收集和反馈。二是合约的不完善。委托—代理是一个合约关系问题，合约本身具有交易费用，委托人搜集有关信息、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行为需要高昂的代价，即具有代理成本。委托人难以控制代理人，双方签订的合约也就具有不完全性。由于以上原因，在委托—代理中经常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原意是指风险最高的人购买保险的激励最大，现引申为指由于行动之前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而产生“逆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道德风险原意是指某种保险机制的存在反而使得当事人放任事故的发生，现引申为指交易双方签订一项契约之后，一方当事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单独改变行为，从而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因此，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就是激励与约束。一方面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方案，签订一个激励相容的合约，充分有效地激励代理人的行为，使之既能满足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又能满足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针对信息的不对称和环境的不确定，必须采用有效的约束措施来约束代理人，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具体对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运行模式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在政治生活中采用代议民主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是一种免不了的缺憾。因为委托—代理关系本身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在政治实践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失灵的地方。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民主程度的要求日益提高，其不足之处便日趋明显。

1.激励失灵

股份制公司中采用了高薪、浮动奖金和给予部分剩余索取权等方法建立灵活的报酬激励机制，吸引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使之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来经营好企业。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其核心在于将代理人的报酬与业绩挂钩，它依赖于科学的业绩评估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市场竞争和价格体系能够准确地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可以通过盈利或亏损的额度客观地评价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好坏，这就为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政治领域中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垄断性供给者，由于不存在竞争和市场机制，公共产品无法定价，也无法评价其生产效率。所以，政府领域中不得不依据成本而非产出来确定财政拨款。同时，因为政府总产出无法判定，政府官僚体系中每个个体的工作绩效（边际贡献）相应缺乏评估标准，导致只能根据“平均贡献”确定政府官员的工作报酬。这样，政府内部盛行“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导致激励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