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大国的具体国情，深刻把握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时代主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这便是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总结和借鉴了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当代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这一最大实际出发，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开创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面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国内党的建设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任务的新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核心问题，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明确提出全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发展问题愈加成为中国和世界共同关注的最大而紧迫的时代主题。科学地解决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更快、更好、更全面、更和谐、更持久地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核心课题。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时代主题和核心课题的科学回答。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积淀、升华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命题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有机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由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次重大挫折，使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绝境。而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也都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误读、误判。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更是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