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国进民退”。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民营企业收缩投资准备过冬的时候，仅靠民营企业是带动不起来经济增长的，所以用国企投资、用基础设施建设把经济先拉动起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经济已经恢复增长了，这时需要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同时，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要有所制约，比如2009年出现的一系列天价地王大都是国有企业，有些国企扩张过快、风险加大，这点必须有所警惕。

三是如何逐渐淡出适度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2009年的货币扩张和财政政策的扩张，在2010年就要逐渐收缩，最终根据形势的变化全部退出。如何在扩张政策退出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这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这些刺激政策虽然不一定在2010年退出，但是总要逐渐退出的，要争取在对市场不产生重大震荡的情况下退出。

要从机制上解决三大难题

问：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汤敏：第一大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经济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需在未来逐步解决。解决收入分配需要通过税收、低保、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健全，但仅靠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够的，重点还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关键是要通过市场的机制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第二是社会福利问题。既要帮助现有困难群体过上体面的生活，还要帮助未来有可能成为困难群体的所有人，减少他们的风险。当务之急是把农民工、农民、城市非正式就业人群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建立起来。要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抓紧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第三个深层次问题是要防止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的现象再度出现。我认为要有一个“鞭打快牛”的机制。为什么转型喊了多年转不过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都是鼓励地方政府高速增长的，而需要转变增长模式的那些领域，却是能造成高增长的领域。尽管我们每年GDP增速定的是8%，但今年有的省市增长达到16%。一旦追求快速增长，就顾不得结构性问题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对GDP增长过快的省市给予一定的约束，比如说提高他们的节能减排的指标，或减少财政转移支付等，促使他们改变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