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当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死胡同，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印证了迎战危机的“国家能力”。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铸就迎难而上的“中国力量”。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腹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到企业，全国一盘棋，决策顺畅，执行高效。从中央到地方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杠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整个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艰辛的严冬，迎接发展的春天。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用多种手段推动发展，保证有序有力的“中国效率”。一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坚持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之手”的神妙，激发民间的创造力。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弥补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确保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适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基础。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越是处于危急关头，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七）纵观历史，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曾重创世界经济，同时又催生新的发展机遇。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国家，通常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从传统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学发展之“机”，奠定了化危为机“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

危机面前，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把统筹兼顾作为谋划和推动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顾长期与短期，协调内需与外需，统一民生与国计，既成功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眼前之急”，又通过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谋得“长远之功”。

危机面前，我们以扩大内需为基本立足点，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强度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大力度鼓励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