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中国除了在国际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发展权外，决策层还要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抓紧做好两件大事，不可再等。

第一件大事是，２０１２年前抓紧征收“国内碳税”，以遏制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出台。征收“国内碳税”能够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在国际“碳关税”压力中，变被动为主动。尽管美国提出的“碳关税”是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但从趋势看，发达国家已经设定了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不能被动等待，中国应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之前，先征收国内碳税。双重征税是违反ＷＴＯ原则的，如果我们征收了国内碳税，美国再征收碳关税就是违法；二是在国内生产中，能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瑞典的经验值得借鉴，瑞典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的比例从来就没有超过０．５％。其成功之道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石油课以重税（标准是每吨１００美元）来推广生物能源。在重税之下，瑞典众多企业竞相寻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将很多生物质废弃物变成了能源。今天瑞典生物燃料的使用率已超过５０％，成为世界工业化国家使用生物能源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三是政府可以将碳税带来的收入，补贴那些节能减排成效好的企业。

第二件大事是，抓紧研究“稀土—碳排放权”捆绑计划。如果说碳排放是美国对中国“发展权”的限制，那么，稀土等战略资源就是中国对西方“进化权”的限制。中国必须打好稀土等战略资源这张牌。为此，笔者建议：以稀土等战略资源出口配额多寡，换发达国家的减排技术。据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在基准减排情景下，中国需要６０多种技术，其中４０多种是我们不掌握的核心技术。中国可以通过控制出口配额多寡，换发达国家的减排技术。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国际趋势，也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通过多途径探索减排方式，才是解决国际“碳”压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