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存勖灭后梁和毛泽东的批语看，有四点值得思考：一是决策之前，李存勖总是主动谋于人，一谋不行，换一个范围再谋。此为多谋、善谋。二是谋于人但并不被别人的意见牵着走，自己胸中已有基本的判断和方向，因此他没有采纳诸将退兵求和的主张。此为能断、善断的前提。三是郭崇韬、康延孝的高明之处，是不被表面困难所吓倒，看出不利形势背后潜藏的机会，提出精兵奔袭之策，一举扭转困局，属大智大谋。四是李存勖在关键时刻善于“审机独断”，凸显出作为团队核心人物的决策魄力。以上四点，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领导方法和谋断过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对主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迅速稳定局势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行儒法并用实际上以法家之术为主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继续加以坚持，但汉宣帝时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由此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57年6月他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这一点。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能否确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主意”、大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