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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的风波
www.folksfolks.com 2010-03-29 15:35   来源:北京日报    我来说两句

“四人帮”追查影片《中国》的“后台”

“四人帮”首先为影片《中国》事件定性,接着是深入追查。江青、姚文元多次强调,这个片子“没有陪同人员和后台是拍不出来的”,称赞写揭发信的人是“反潮流的英雄”。很显然,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在追查后台和当事人。这件事的责任者首先落在中央广播局身上。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经外交部批准的,但是以中央广播局的名义请来并接待的,当然也涉及到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甚至连文化部门和各地的接待部门都没脱得了干系。在进行了一段轰轰烈烈的追查批判以后,“四人帮”仍然觉得没有“完全搞清楚”,没有如愿以偿,又提出进行深入清查,并把重点放在了中央广播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从1974年2月6日至10月,在京西宾馆举办“广播局核心小组批林批孔扩大会议”学习班,以“彻底解决广播局的问题”。

其实,“四人帮”这么无知又蛮横地到外交领域发难,又如此大张旗鼓地故意把事情弄大,真正用意绝不在几个接待人员身上,其深层目的是以影片《中国》为突破口,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绝不是臆想和推断,从以上“四人帮”的言语中,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他们的用意。具体而言:

第一,他们把这件事放在“批林批孔”的大背景下,毫不讳言地强调追查并与“批林批孔”相结合,办学习班与“批林批孔”相联系。

第二,谁都知道周总理一直负责我国的外事工作,他们一再把事件定性为外交上的“卖国行为”、“投降主义”,一再暗示要深挖事件的“后台”,再联系在这前后被他们闹得沸沸扬扬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一系列涉外事件,他们绝不是毫无目的地就事论事,而是在竭力挤压我国的外交工作,损害我国的外交形象,其用意在周总理身上。

第三,具体所指,当时的涉外活动是由周总理审批的,他们总认为这次事件周总理脱不了干系。

第四,他们当然会知道周总理和外交部一直主张的对外接待方针。1972年4月,经外交部和周总理批准,同意邀请南斯拉夫电视摄影组来华拍片一个月。这次拍片也是由中央广播局接待,由我负责陪同。周总理批准、由外交部起草的接待方针中明确规定:“既然让(他们)去的地方就要让拍,他们怕陪同的人制造困难,他们会看陪同人员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正面报道中国,但总是外国记者,他们要吸引观众,要猎奇,但并不是出于恶意;与他们谈什么,拍什么,我们都要事先有准备,很好地安排,所拍胶片可以带回去冲洗。”外交部有关部门在向我们布置任务时,还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他们说,对南摄影队要给予友好接待,对其拍片要求,根据以我为主的原则和实际可能尽可能安排;他们要写报道,要多拍素材,是正常的;他们想了解中国,但了解很少,存有许多糊涂认识,这也是正常的,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通过他们的电视镜头帮助我们进行宣传。须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今天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应该说,这次对安东尼奥尼的接待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显然,“四人帮”有意把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归结到这一指导思想上,即没有贯彻他们所主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国际阶级斗争,提高警惕”的接待方针。

“四人帮”的小题大做,连同在这前后发生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对内又一次殃及新闻报道和文艺活动,对外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误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有趣的是,“四人帮”的小题大做,变成了对影片《中国》的义务推销,世界许多国家争相放映。(吴足观摘自《百年潮》,杨正泉/文)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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