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是人在外界事物刺激下内心产生的羞耻感受。中国古人将这种心理感受加以发掘、升华，形成耻感文化，用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实践，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主要是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播而深入中国社会、进而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综观这一耻感文化体系，可以看出它立足于个人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当前，在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多元多变，个别人身上出现耻感淡化、道德失范的情况下，深刻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积极因素，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耻感文化与人的内心世界

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人的精神世界有着广泛而丰富的领域。如何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向、进而制约人的行为方式，使其沿着对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定有利的方向发展，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从向内的方向来考察，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具有以下几方面内涵。

倡导慎独，强调内省、正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羞耻之心是人的一种内心体验，是人通过与外界的互动而促成内心的变化，进而建立一种注重内省、反求诸己的思维模式，以此制约人的正己、修身过程。这一点构成了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慎独、内省、正己的标准，就是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关于慎独，《中庸》说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就是要求人们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为了求“道”而严于律己。关于内省，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孔子在这里告诉人们，只要经常内省并且不感到惭愧不安，就可以无忧无惧。关于正己正人，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礼记·大学》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由此，儒家开创了一条以修身为本的“内圣外王”之路。它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环节，规定了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耻感文化在这一人生道路中具有核心作用。

倡导“行己有耻”，激发人的奋斗精神，使人为实现人生理想、践行道德规范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行己有耻”，就是要求人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有羞耻之心。一个人行事，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去做。为了达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志士仁人刚直不阿、坚贞不屈，背后都有“行己有耻”的思想动因。《中庸》载：“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其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本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曾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屡受困厄却矢志不移，表现出一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精神。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倡一种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倡导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勇于牺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践行，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所实践，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了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

倡导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知耻则有所不为，因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风尚。这里所说的操守，其具体内涵主要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品行。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讲的就是这种操守。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品行，古人互相砥砺、激扬名声、躬行实践，以气节相尚，最终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