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缘起美国的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迎来两周年纪念，在这一日“2010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远隔美国千里之外的中国天津落幕。各路商界精英和政要充分回顾反思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更把视角对准未来，探寻思考下一步世界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意味深长的是，这场金融危机肇始于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最核心经济命脉——金融出了问题，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各方评说其为“震惊全球”和“百年不遇”。两年后的今天，美国经济前景仍然难说明朗：失业率高企和产业振兴依然乏善可陈，这不得不使面临中期选举的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5000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已赢得民意；而隔洋相望的具有最强劲增长势头的新型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及时有效地采取了一揽子经济政策措施的激励下则率先走出经济低谷。在这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各国专家最统一的意见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给予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信心和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但与此同时，各国也十分明确：世界经济正处在缓慢复苏的关键时刻，是否真正能复苏，各国尚要齐心协力，尤其是大国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的中国经济基本面虽然总体保持了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但依然处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从国际层面看：复苏进程还不均衡，复苏的内在动力尚显不足，干扰复苏进程的因素还很多。从国内层面看，消费与投资比还不均衡，内外贸均衡发展尚有变数；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协调，住房、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与完善还要有个相当时间的调节调整过程；资源环境承载力越来越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特别是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两难”矛盾凸显，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压力异常艰巨。中国经济发展依然是喜忧参半。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依然很高，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关起门来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就能完全实现良性循环。最直接的表现：一是，中国的市场已经是世界的市场；二是，中国的资本流动也是世界资本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直接受制于国际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

今年年初，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储蓄国责任论”，矛头当然就是中国，一些国家希望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率，进而给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以口舌，却没有从自身的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今年6月，人民币又重启汇率机制改革，近来已是连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新高，内外贸顺差已比去年同期增幅有了大幅下滑。另外，中国为担负起一个新兴大国的责任，在结构调整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还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甚至付出负利率的代价和承担资产泡沫的风险，尽可能地激发国内消费潜力、着眼于扩大内需、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和焕发企业创新的动力。但正如温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政策是双刃剑，“我们采取超常规的政策措施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难以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必须把这些影响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妥善地处理兴利与除弊的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坚决地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把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切实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又要灵活应对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系统性风险。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更大更持久的发展，也才能为恢复世界经济活力提供动力源泉。就此看，尽管自身并不富裕，存在种种发展瓶颈，中国政府还是竭尽所能为国际社会认真履行了国际责任和道义责任。

近来，美国国会一些人又在掀起一波人民币升值浪潮，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争端越来越普遍。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后，美国方面依然没有看清其国内经济的内症何在，始终将转移矛盾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应急措施。而就在9月15日，日本央行面对不断升值的日元重启直接干预措施，以遏制日元升值势头。经济大国之间因为国内政治格局的调整引起的利益纷争又都给尚未复苏的世界经济增加了更多的扑朔迷离。

目前距今年11月在韩国举行的G20峰会已经不到两个月，这次峰会将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后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改善应当有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必将再次令国际社会瞩目。

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世界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乎大国经济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在乎大国担负的责任间。（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