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党的十七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飞跃，分别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两大理论成果。这一概括无疑是准确的。但学术界、理论界在如何看待建国后29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应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此，将无法说明新的历史条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产生的理论飞跃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不提及，则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由来和历史逻辑。因此，需要对新中国成立后29年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作的探索，予以科学的说明。

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时期的探索可分为“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与失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暂时中断”三个阶段。它们既是前一个飞跃的延续，又是后一个飞跃的准备。这样，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探索就与两个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有机地衔接起来，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创造和贡献，也包含着对全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全党理论工作者所作的创造性努力。早在我们党的初创阶段，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恽代英、邓中夏、李汉俊、蔡和森、瞿秋白等，都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恽代英所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则已蕴涵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系统表达的伟大著作时，则吸收和借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工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于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次大讨论，都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的十四大之前，江泽民同志多次主持召开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座谈会，广泛听取理论界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凝聚了全党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同时更是对全党实践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