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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www.folksfolks.com 2011-07-29 15:55  李建军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来说两句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最近几年,各种形式的纪实性写作,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历史”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

就我自己近些年的阅读经验来说,印象深刻的,多是纪实性的作品,而较少非虚构的小说作品。例如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喻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的《寻找戴莉》、卢新华的《财富如水》、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大量的纪实性作品。

拿到一本杂志,我也总是先读纪实性的作品,例如《上海文学》上袁鹰、陈若曦等人回忆往事的散文,《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收获》杂志上“河汉遥寄”专栏的文章,《人民文学》杂志的“非虚构”栏目作品,《西湖》杂志上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说,我是研究小说理论和当代小说创作的,应该对小说作品更感兴趣才是,为什么阅读热情反倒在彼不在此呢?

我细想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小说大都写得太虚假、太琐碎、太无趣。事实上,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很喜欢读小说,而且也很有读小说的耐心,却也有着与我同样的感受。有些获了大奖的小说,他们翻了三四遍甚至七八遍,可就是读不进去,最后,只好废书不观。就这样,因为无聊和虚假,小说成了一种怪异的事物——阅读这样的作品便成了痛苦的折磨,而不再是快乐的精神享受。

本来,小说是一种最受读者欢迎的大众文体,因为,它能通过虚构,抵达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为读者提供更加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更加丰富的真实信息。然而,现在的许多小说家缺乏对小说最重要的特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尊重。他们把“虚构”当做一种不受节制的特权,所以,无论叙事,还是描写,都表现出一种极度随意和任性的态度。表面上看,有的小说作品的细节描写生动、鲜活,很具有生活气息,但是,本质上却芜杂而琐碎,缺乏最基本的真实感和意义感。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对话和行为的时候,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一路写下来,完全无视人物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如此一来,小说的虚假和不可信,便不可避免,而日渐失去读者的信赖,也实在是势所必至的事情。

其实,求真实,忌虚浮,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实录精神”,或称“直笔精神”,一直是我国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的重要法则。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所包含的写作伦理不仅成为几千年来影响我国的历史叙事的“百世大法”,而且对我国的小说叙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实录精神”就是尊重事实的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些精神,与现代小说理论所强调的“客观效果”和“真实可信”是一致的。曹雪芹在说明自己写作《红楼梦》的原则时所强调的那种“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老实态度,体现的就是别样形式的“实录精神”。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虚构性的作品所存在的问题,为了矫正当下文学创作的虚浮不实的风气,一些杂志和出版社,便大力提倡“非虚构写作”,借以强调现实感和真实性的价值和意义,而《巨流河》等纪实性作品的出版,同十多年前《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版一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只有了解真相,人们才能获得一种踏实而安全的感受。德国作家伯尔说:“真相是一个必须被接受的信息——它被交付给人类,是一项人类必须去完成的任务。否认真相——就如同逃学,可惜的是,谁也不能永远逃学。”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小说弃置一旁的时候,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马尔克斯说:“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当代的纪实文学的繁荣,不仅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和深刻,也给虚构性的小说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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