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理想，而重庆通过科学规划，正试图将之转化为现实。理想与现实之间，由此开始上演一场精彩的追逐战。

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坚持公平同时又不可偏废效率，历史发展不相信激情，共同富裕不能等不能拖，重庆需要在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内，找寻到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任重而道远。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试图从一个全国性研究者的视角，剖析重庆共富蓝图。

一个有时间表的共富计划

在这个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地方政府的眼光能够越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投向那些尚未富裕的人，以最基础最务实的方式，进行共同富裕的努力，以全委会决定的形式明确提出“共富十二条”，甚至对城乡居民收入比、基尼系数值等提出了量化指标。

以往一个地方党委主要是负责宏观工作，上述种种细致入微的战略部署，显示了重庆怎样的一种考虑？

房宁认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以最广阔又复杂的地域面积、最庞大的农村人口、最小的经济总量的沉重负担，却提出了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目标，显示了重庆特有的勇气和智慧。

在房宁看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共同富裕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偏差。

改革开放前，共同富裕被视为一种理所应当的现实，这直接导致了“大锅饭”的盛行；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又在“先富和后富”的定位关系中，被无限淡化和延迟，使得共同富裕似乎成了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口号，一个镜中月水中花的虚幻理想。

作为房宁此话的注脚，有一个一直都存在却似乎总被有意模糊的历史细节，即邓小平的“先富共富”论。

可以找到的文献记载显示，邓小平曾三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过“先富共富”论：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

还原这些历史细节可以发现，当年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提出“先富共富”论并不断完善，其完善的侧重点则是一次比一次强调“共富”的最终目标。

在最后一次阐述时，“先富”已经被定义为一种“捷径”，即只是一种达成共富的方式，而共同富裕，才是“大原则”。

房宁认为，从纯粹的学术角度来看，社会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共同富裕则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这需要制度上的探索和努力才能够接近。而重庆将共同富裕写入全委会决定，正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中的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

在房宁眼中，重庆的一系列举措，实际上对邓小平提出的“大原则”的回归，而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社会发展信号。

他说，和以往大多数地方党委宏观的粗线条勾勒不同，此次重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有目标有措施有量化指标，更像是一个计划实施表。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有时间限制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有时间表的计划。”房宁表示，这一切举措的效果，都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验证，而这是颇为值得期待的。

缩小基尼系数是未雨绸缪

基于劳伦茨曲线之上的基尼系数，被用来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一般只有高于0.4，才会被认为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重庆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3，在全国的排位中并不突出，此外重庆目前尚处西部欠发达地区。

此时明确提出缩小基尼系数，是否会形成社会收入过于公平而导致社会动力不足？

房宁表示，基尼系数本身就是一个西方舶来品，很多时候容易被误读。

当提出收入过于公平，而使得社会发展动力不足时，实际上就是基尼系数另外一个现在很少被提及的划分线，即当基尼系数低于0.2的时候。

很多人会以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理论为根据，担忧强调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即当社会收入过于公平时，财富平均化、劳动竞争减少，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不足。但这实际上是将几种经济理论混淆甚至偷换概念杂糅而成的。

确实，根据基尼系数的划分，只有当其低于0.2时，才有所谓因为收入过于公平，导致社会动力不足。

不过，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是被划入“收入绝对平均”范畴的。

而这个“收入绝对平均”，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至今没有出现过。即便是在平均主义盛行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也从未出现过。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可考的基尼系数也仅低至0.28，而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

在房宁看来，曾经“大锅饭”严重的计划经济时期，都没有突破0.2的基尼系数底线，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担忧可能触碰这个底线，是一种典型的杞人忧天。

历史和现实都决定了基尼系数在现阶段，不可能突破“收入绝对平均”的0.2底线。而只要不突破0.2这个底线，那就不会因社会收入过于公平而导致社会动力不足。

房宁认为，重庆基尼系数在全国的排位中并不突出，却提出缩小基尼系数，显示了重庆的长远战略眼光。这源于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和人们普遍认为的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基尼系数越高不同，中国的基尼系数最高的，是西部某欠发达省；而基尼系数最低的，相反是南方某发达省。

“在中国，基尼系数的高低，与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并不是正比关系，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现象，重庆力主消除三个差距，应该正是建立在对这一现象的前瞻性思考之上的。”房宁认可重庆提出的分配公平促进经济发展，他认为这是一种未雨绸缪。而未雨绸缪的意思就是，不等问题成积弊就着手解决，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要义。

培育中产阶层是连接城乡发展的内在需要

重庆于全国率先提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但目前重庆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都较大，而这与重庆特殊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独特的地理条件等密切相关，并且现阶段看起来，这种不利条件很难得到根本的改变。

重庆提出的共富之路，是否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取得实效？面临的困境和核心突破点又在哪里？

房宁曾到过全球20多个国家，在他眼中，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并不是阻碍一个区域发展的绝对要素。以色列在沙漠中崛起，日本在资源贫瘠的海岛上繁盛，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房宁认为，重庆提出的共富目标是一项“空前挑战”，因为她无法借鉴复制中国乃至全球任何一地的现成经验。

除了历史上就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难以大规模展开的地理条件外，重庆与最具可比性的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还有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城市化率远远落后。

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重庆有着太过广阔和分散的农村地域，以及庞大的农村人口，而城市又高度密集于一处，因此使这两种社会结构形成一个相对平衡，难度极大。

在房宁看来，通过与其他三大直辖市的简单比较，就可以看出重庆在未来需要扩大城市规模和布局，从而对农村形成强有力的经济拉动作用，来实现共同富裕。

京、津、沪之所以能够形成较强的综合实力，源于数十年来不懈的城市化努力。这种城市化努力改变的远不止是一座城市的外观，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的整体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升，并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中产阶层。这种改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对重庆而言，培育一个尽可能大的中产阶层非常重要。”房宁认为，重庆地处内陆，今后的经济形态当以消费拉动型为主导。尽可能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意，更是未来支撑重庆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没有一个数量庞大的集高效生产与稳定消费于一身的中产阶层，共同富裕就失去了其逻辑上的支撑点。

事实上，纵观重庆“共富十二条”，几乎条条都在提高城市化率，并对三个差距进行“削峰填谷”。重庆正在循着一条正确的路径前进。

倒是在重庆肩负重任的统筹城乡路径上，房宁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今后重庆在面对农村发展时，面临着两种模式的选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规模化发展模式；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高效、高品质多功能式发展模式。

经过对比，房宁认为，现在中国流行农村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模式，但结合重庆的各种客观条件来看，这条路走起来会比较艰难，因为崎岖不平难以成片的地理条件，限制了规模化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因此重庆似乎更适合发展日本式的“一村一品”，从而体现“农业多功能性”。

资料显示，日本是较早提出“农业多功能性”的国家。他们认为，农业不仅仅是一个为消费者提供食品的行业。各地独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销售和饮食文化以及郊区农地不失为乡村的一道亮丽风景，为维护和保存当地的传统文化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承担着创造和传承文化以及保护环境的功能。随着乡村旅游的拓展，农家游或渔家游等还成为了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但房宁也同时强调，建立在高品质、高附加值基础之上的多功能性农业，需要一个培育较为完善，整体消费结构合理的社会经济承接层，即一个有需求、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市场。因为所有高品质的农业产品，最终都必须进入流通渠道，并有人愿意买单。而这个消费市场的建立依旧有赖于一个大规模的中产阶层确立。

房宁认为，这是共同富裕亟需打造的一个内在经济链条，只有形成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完整的经济链条，共同富裕才能够真正实现，从而避免因为过度行政干预走向平均主义的“共同贫困”。

“培育一个尽可能大的中产阶层，将有效连接城乡发展内在需要，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发展之路。”房宁认为，重庆的“共富十二条”比较好地处理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也在就业、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了探索，这实质上也是在为培育一个中间层而努力。

“共同富裕没有现成经验，重庆探索的每一步都将具有标本意义。”房宁说。

专家介绍：

房宁，1957年6月出生，男，北京市人，中共党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2006年加入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2007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