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

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观点和立法活动来间接影响外交决策。一般来说，国会影响外交政策，是通过授权和拨款，而宪法赋予的权利则使得国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与政府保持了相对平衡。在国会与政府的这种平衡中，美国媒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报道，对其中一方占据上风，或者促成双方妥协与合作，都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媒体对国会事务的报道，首先是使议员们受益。由于国会议员会不断提出新的议案，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表态，他们就难免要与媒体频繁接触。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报道不仅会帮助他们传播自己的主张，而且也会在事实上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从而为今后的重新当选打下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会议员与媒体有着彼此呼应和共生的关系。对美国媒体来说，就影响对外政策而言，在白宫之外，国会山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而基于国会对政府的影响力，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外交主张，进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媒体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对国会议员们来说，这也是广泛宣传自己外交主张的重要机会，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声望。

利益集团也不会放过通过新闻媒介来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机会。正如戴维·杜鲁门所言，任何一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宣传活动，尽管很少标榜，但其目的就是要影响涉及其权益的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就是一场社会上和政府里不同的个人和集团竞相通过大众传播过程来对其思想、形象和信条施加影响的激烈竞争。”（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这其中，利益集团是试图影响外交政策的最活跃的角色之一。

据统计，目前有大约160个国家雇佣美国的公关公司和游说组织致力于加强与媒体、政府和公众的联系，以期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而这些利益集团通过美国媒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最简单也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大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宣传，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利益集团深知，对政客们来说，媒体是最无法忽视的因素。因此，利益集团在游说之外，还试图通过媒体来影响议员，进而影响美国外交决策。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合，媒体、利益集团、国会乃至政府，如今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这样会吸引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给他们投资和做广告，而这在美国媒体经营状态不佳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进而提出一些对它们有利的议案或者做出有益的表态；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为将来获得更长远的收益打下基础。

事实证明，在美国，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太多的力量参与其中。正如查尔斯·A·比尔德所说：“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和团体在忙着制定和讨论关于治理世界的宏伟计划。”（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1页》）而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媒体、国会与政府联动的过程中。

由于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媒体在直接影响政府之外，也会将重点放在国会上，一方面是通过推动议程设定来推进议案的通过，另一方面是通过引导国会议员的表态，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一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表现十分突出。

媒体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折射出政府与国会的微妙关系。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科茨所言，由于双方在外交决策中扮演着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角色，彼此都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力量局限”，而政府与国会双方又都很清楚媒体的功用，因而在利用媒体方面也是各显神通。与白宫能够系统地影响媒体不同的是，国会更侧重于个人和小组对媒体的影响，侧重于议题的影响，这也使得国会议员们较白宫更热衷于发表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即便是不十分成熟，也至少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五、美国公众舆论的驱动与新媒体的崛起

媒体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由于多数美国人对国外缺乏直观的认识，很难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外交事务上缺乏自信，这使得他们更依赖于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民众在外交问题上看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显而易见的。

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非常大，而美国媒体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之中，媒体就可以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越南战争是媒体影响民意进而影响对外政策最显著的例子。在媒体的报道下，越战的真相赤裸裸地显露在美国亿万民众的面前。结果，一位“雄心勃勃”的总统被越战泥潭所淹没，一场令美国人羞耻的战争被不情愿地结束，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电视网通过对战争的报道确立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而且《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表现也获得了公众的空前好评。

应该说，在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媒体与公众舆论是存在着共生和互动关系的。一般来说，公众关心和热切谈论的外交话题，也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公众舆论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美军虐囚丑闻中，美国公众对媒体的高要求就对媒体产生了影响，也成为了媒体必须有所作为的重要推动力。

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博客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传播形式，一种内容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在互联网上兴起后，成为了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让传统媒体汗颜。

近年来，微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和它潜在的文化号召力，也为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学者所认知。在美国，许多学者一方面通过定期更新博客以求更广泛、更直接地与世界各地受众交流，从而起到公众外交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微博及社交网站与各界进行更为及时、互动性更强的交流，茶党的崛起就与此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客以及微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公众舆论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传播方式，具有准媒体的效应。（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