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领导体制改革的探索

为何能够平稳交接

越南能够较早实现党和国家领导权力持有和移转制度化，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因素起了作用。

首先，有条件高度集中权力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得无上权威的胡志明，在统一南方以前已经逝世，此后的越南共产党内，无人具有胡志明那样的魅力和权威，越南共产党不能不实行集体领导体制。

其次，越南在经济上只进行了非常短暂的集中化过程，集中化程度比较低，影响还比较浅，就很快分权化了。1975年越共统一南方后，在全国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很快于1979年在四重压力下放弃了，这四重压力是：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入侵柬埔寨造成的巨大负担；苏联援助由无偿变为贷款，且条件趋严；南方农民消极然而强烈的抵制。

1980年开始，越南便允许小型私营工商业的发展。1986年越共六大上，总书记阮文灵宣布实行革新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并对外开放。1990年后越共加大市场改革的力度，并于1992年将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写入宪法。

因此，越南只发生了一次短暂的经济权力集中过程，这个过程十分短暂，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或者说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来得及固化下来便开始改变，也没有造成巨大的、强烈的、持久的社会后果和群众心理后果。

众所周知，政治权力集中与经济权力集中是相伴相生的，政治权力集中会导致经济权力集中，经济权力集中反过来也会造成政治权力集中，同样，经济权力分散将导致即使起初集中的政治权力最终也会走向分散。而越南则是既没有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也没有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

第三，越南在政治文化上有制度重于个人的传统以及权力斗争温和进行的传统。越南的政治文化主要受自北向南推进的中华传统的深远影响，但是印度文化和法国殖民文化在越南南方有深厚的根基，并影响北方。由此造成了越南独特的政治文化，其中的特点之一是，其官僚机器（包括长期的科举制度）虽然仿照中国，但是比中国较重制度，较淡化个人影响。越南政治运作中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强于维护个人的权威性，强调个人服从制度。

越南政治文化中还孕育出了一种权力斗争较温和进行的传统。权力斗争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包括民主选举和人权保障等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所解决的问题之一，不是消除权力斗争，而是消除前现代社会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血腥性。越南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内外也有斗争，但都比较和缓。

这种较温和的政治文化可能与宗教对越南人的生活影响深广有关。越南信教人口有20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25%（越南总人口的约9000万，其中越共党员200多万，约为人口的2.3%）。其中1500多万是佛教徒，600多万是天主教徒，还有几百万的其他宗教信徒。佛教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广大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即促使这些国家崇尚和平、弃离暴力。

第四，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可能也给越南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1956年起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反思，应该都对越南共产党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借鉴，警惕越南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于个别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