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造成个人补贴企业，加大了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衡。按照2011年6月末数据，居民存款占全部存款比重42%，非金融企业占37%，居民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仅25%，非金融企业占75%。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就造成存款人补贴贷款人，居民补贴企业的现象。

此外，受利益驱动，商业银行贷款也“嫌贫爱富”，能获得贷款进行投资和投机的往往是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低收入阶层缺乏理财渠道，而且需要预防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储蓄方式主要是银行存款。低存款利率最终造成向低收入群体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从而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是导致投资、信贷“双膨胀”，加剧经济波动。一方面，过低的融资成本极大地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尤其是出现“负利率”时，借到一笔贷款实际上相当于获得一笔相应的收入，这就造成企业资金需求非理性膨胀，并形成诱发信贷膨胀的“资金陷阱”。另一方面，低利率会影响资产估价和现金流等，从而影响商业银行对风险的评估，降低银行风险意识，导致银行在贷款投放上更为激进。2003年以来投资信贷“双膨胀”不仅加剧了短期经济波动，还加大了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

四是低利率加剧流动性过剩，促成资产价格泡沫。近几年，流动性过剩及其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益严重，过低的利率水平是其重要成因。在货币供给内生性强的情况下，低利率极大地刺激货币需求，导致货币信贷规模大幅膨胀。同时，低(负)利率还驱使企业和居民进行高风险的投机活动，造成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过度膨胀，直接威胁到我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破除低利率政策调整的三重悖论

1、破除“低利率”与“高储蓄、低消费”的悖论。

有人担心提高存款利率会加剧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现象。这一认识似是而非。

首先，存款利率变动对消费的替代效应较弱。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失调，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使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受到双重限制，造成“高储蓄、低消费”，而人口红利期这一阶段性特征更是对其形成强化。

“高储蓄、低消费”是体制、机制和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因此我国消费和储蓄对利率变动并不敏感，实证分析证明我国消费、储蓄与存款利率的相关性和弹性均很弱。

其次，存款利率变动对消费还存在收入效应。收入是消费的来源和基础，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存款利率可以增加居民的利息收入，有利于扩大消费。

再次，提高贷款利率可以降投资，从而推动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调整。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也偏弱，但其利率弹性和相关性较储蓄和消费要显著得多。提高利率是避免投资过快、低效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面对廉价的资金，微观主体的投资冲动很难遏止。

2、破除利率、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是指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因为我国经济外向度高，且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所以尽管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兑换严格受限，但国际资本仍可通过经常项目或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进入我国。

基于三元悖论，在资本流动性难以控制的情况下，我国金融调控选择了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来换取人民币缓升值。为避免刺激热钱流入和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近年来我国利率工具基本被搁置，当加息时不敢加，导致货币政策出现系统性失误。

首先，人民币升值问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屡次据此对我国施压，美国更是不断以“列为汇率操纵国”来威胁和敲打我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情绪化后，我们很难达到令国际社会和国际金融市场 合意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在利率和汇率之间，我们选择更为受制于人的汇率，而非以我为主的利率，其结果就是金融调控被美国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