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博弈进程

自1993年“非法集资第一案”后，法院的司法政策则一直在两种法益之间摇摆：一是严厉打击非法集资，保护金融安全；二是适当承认民间借贷行为，一定程度上保护民间融资自由。这两种法益之间的摇摆，构成了非法集资相关司法政策的主线。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之后，出于维护国有金融秩序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非法集资类案件受到从严处理，尤其是在经济过热时期。比如2004年宏观调控时期，最高法院发布通知要求严厉打击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通知要求，对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活动，要依法严惩，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最高法院特别指出，“依法应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判处死刑，决不手软”。

此后至2007年死刑复核权回收最高法院期间，因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的案件数量较多。浙江一位研究当地非法集资多年的学者对《财经》记者介绍，浙江省各级法院对集资诈骗案的金额划线在1亿元，诈骗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基本判处死刑或者死缓。

2007年，处置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会议成立，确立了省级政府主导的模式，法院更加依赖行政机关的认定。2011年8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指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要加强与有关行政主(监)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检察院的配合。但最高法院亦同时指出，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类案件进入刑事程序的必经程序。

2011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具体类型和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