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撤诉”疑云

在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律专家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执行难”案例。

“2006年9月25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沃尔玛发出强制执行通知书，限期当年10月10日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次日，沃尔玛方面签收——这已经表明，大连沃尔玛当时完全知晓了它应负的法律责任。”昨日，长期关注此案的复旦(微博)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厚省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在段厚省看来，对于沃尔玛这样的公司主体而言，通常并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案件的实质是房屋租赁合同争议，执行内容是赔偿，在屡次劝说无效和遭到对抗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冻结沃尔玛账户，甚至以‘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恶意对抗中国法律等理由拘留其负责人等方式结案，之所以这么波折，恐怕还是会有一些人为的因素。”

而这一点，也正是大连万国目前最担心的。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2006年9月25日法院强制执行，15天后的10月10日是大连沃尔玛执行的最后期限。

“10月10日以后，我们问过几次关于执行进展的事情，法院都说在执行过程中，”林从航称，“后来，我们去查过执行进度，但法院说档案室搬家，再后来说找不到我们的档案卷号，直到我们说要报警，法院才说再找找，一直拖到了2011年。”

根据大连万国的描述，2011年，他们在法院保管的该案卷宗中发现多出了一张标注“2006年12月4日”的询问笔录，根据这份笔录，大连万国办公室主任兼该案授权代表周玉玲曾对大连中院表示“双方已执行完毕，我方要求撤销执行”、“同意终结执行”，并签字确认。

“2011年发现这份东西后我第一时间就去看了，那完全不是我的笔迹，笔顺也不对，”周玉玲对本报称，“当时看到那张纸的第一反应就是惊讶，还有就是，我被冤枉了。”

“看到这份东西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强制执行6年都一直没有进行下去，原来我们早在6年前就已经‘被撤诉’了。”林从航说。

2011年4月18日，大连万国向大连中院提出“所谓执行结案与事实不符质疑意见暨正式声明”，表示“我方职员周玉玲从未参与上述笔录过程”，“周玉玲”签名系伪造。

针对大连万国的上述质疑，大连中院并未作出正面回应。但4个月后，大连中院又认定上述笔录中撤销执行的要求无效。

大连万国提供给本报的2011年8月29日大连中院对大连沃尔玛的询问笔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2006年底，承办人撤回执行，法院结案，后收到异议，表明未申请撤回，要求对笔录进行鉴定，法院经研究认为没有撤回执行代理权限，未发裁定，故过程无效力。对鉴定申请未进行原因在于，一是法律上，如笔录是真的，对案件没有影响，如是假的，不是代理人做的会引起内部责任追究问题，考虑是否做，因对继续执行无影响暂时没做，特此进行说明。”

这就意味着，大连中院认定撤销要求无效，但并未明确包含撤销要求的那份笔录的真假。

据林从航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中院更换了此案的审理团队：将原来王刚毅领衔的强制执行团队，换成了由执行一厅的林驰、丛世友和于宙组成的合议庭团队。

“那份假笔录中审判员的名字就是王刚毅。”他说。

“实际上，抛开笔录是否造假的问题，仅强制执行6年未进行，执法机关的不作为就已经构成了渎职罪。”段厚省认为。

昨日15时许，本报在与大连中院宣教处处长杨舒朋电话沟通后，分别通过手机短信和传真，将包括“笔录真伪”问题的采访提纲发至杨舒朋和大连中院宣教处办公室，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一直未得到对方回复。

沃尔玛中国公共关系高级总监李玲昨日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则表示，由于涉及法律问题，需与法务部确认后再做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