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 引入民资与平台公司治理并举

　　“中央财政不可能再推出类似2008年底那样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四万亿升级版’。”刘尚希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

　　刘尚希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一些市场人士频频呼吁中央出台新的财政刺激政策。实际上，尽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次被强调，但中央财政层面的公共投资不可能重现2008年以后的井喷局面，只可能在总量上适当增加，并在结构上进一步向节能环保、农田水利、社会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这是个微调的概念，不是投资大跃进”。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报告则显示，从投资资金来源上看，地方版“四万亿”全面启动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大幅放缓，其中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土地出让金同比大幅下降；二是银行业已不允许重蹈2009年天量信贷的覆辙。

　　在中央和地方大规模财政资金缺位的情况下，相关专家表示，中国亟须引入社会资本的造血机制，实现经济“踩油门”和债务“踩刹车”的平衡。中国银行(2.69,0.00,0.00%)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景彤认为，民间资本注入有助于快速稳定经济。通过引入民间资本能够缓解财政资金的不足，实现较快的稳定经济的功能，两个方面有望成为民间投资的重点，一是铁路建设，中国的铁路网络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为铁路投资留下了空间；二是加大保障房领域的民间投资，用以弥补商品房不景气带来的房地产投资下滑。

　　为进一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吴亚平建议，还需要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吴亚平说，目前，部分平台公司的功能定位出现了重大偏差，其突出表现是：将平台公司作为一个单纯的融资性平台，这导致大量平台公司被迫为地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借债，沦为地方政府的“取款机”；同时，自身投资功能的缺失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其在构建还贷机制和防范融资风险中的不作为，“出了事最终只能靠政府兜底”。

　　吴亚平建议，一是无论现有还是新组建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必须明确授权其作为政府投资主体和出资人代表，在政府授权范围内开展投资、融资活动，并承担建设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管理和贷款偿还等全过程的责任。二是地方政府必须明确平台公司与其投资、融资建设项目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除受地方政府委托代建的项目，平台公司均享有其资产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

　　此外，吴亚平反映，诸多平台公司的高管大部分都是前官员甚至是现任官员。尽管这样可以确保它听政府的话，投资范围不越位；但由于官员本身不一定对投融资和宏观经济了解到位，容易产生投资风险。吴亚平建议，应让董事会而不是行政命令来体现股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