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前的较量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把科龙搞好了，他们要抓我，抓我不是买我的公司，而是要抢我的公司，一分钱都不想出。

2005年2月，时任顺德区委书记的陈云贤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知不知道证监会要来调查科龙。我说，我不知道，例行巡检已经查过了，一些小问题需要整改，都已经解决了，也不怕查。他说，要查你就一定有问题。

没想到，他说的后来竟真的都应验发生了。

当月，科龙的高管突然被限制出境，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被限制以及为什么被限制。

当年5月，科龙被立案调查。那个时候正好是科龙的销售旺季，如果这个时候公告，供应商和银行肯定挤兑我，那科龙就完蛋了。

当时科龙的老员工告诉我说，科龙有什么困难，你要去找欧广源。欧广源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他跟我是没有交情的，如果不是科龙出事，我都不会认识他。但他与科龙有很深的渊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的那句“发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在科龙说的，当时欧广源是佛山市委副书记，一路陪同。某种程度上，科龙被视为是顺德的政治招牌，科龙人认为，欧广源是不会让科龙倒的。

后来我找欧广源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热爱科龙。他马上给当时的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打电话，打了6个电话，我就在旁边坐着，都听得清清楚楚。第一个电话说，能不能不公告？范福春说，不行；第二个电话说，能不能按例行巡检公告？也不行。

没办法了，欧广源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我说，如果一定要公告，能不能说明因什么原因被立案调查。如果公告说明是因为整改报告被立案调查，这应该也是合理合法的。范福春还是不同意。最后欧广源急了，说科龙有3.5万人，如果这些人真的因为公告而失业，这对佛山市政府和顺德区政府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范福春说，这是你们地方政府的事，我们不管。

2005年5月10日，科龙被立案调查的公告就出来了。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第二天，200多家供应商到我办公室门口等着要钱，银行也派人来谈。下午，广东省政府召集广东省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开联合会议，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允诺，不允许任何一家银行从科龙抽贷款。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同时要求顺德信用社新发3个亿的信用债作为过渡贷款，我们把管理权托管给顺德区政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但那3个亿的过渡贷款一直办不下来，陈云贤不让办，让我去找他。我去找他，结果他说，你要把股权无条件托管给我。但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给他管理权，但股权还应该是我的呀，这不等于是明抢吗？我当然不能同意。后来，我告诉欧广源，地方政府提出要无偿托管股权的时候，他大吃一惊。

没有贷款，科龙先是处于半停产状态，最后就完全停产了。

2005年7月15日，广东省公安部门调查以后开了个结案会议。这个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科龙没有刑事责任。很快，广东省政府就跟我和全国工商联联系，让我们去谈股权转让的问题。之前，我已经委托全国工商联，万一有什么问题，由全国工商联全权托管我的资产。工商联就是我们的娘家，如果没有这个委托，我已经完了，现在什么也不会有了。

这里有一个插曲，曾经在6月底，全国工商联为了拯救科龙，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到佛山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当时的广东省某领导还请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广东省领导说，这个人(顾雏军)是个坏人，是个奸商，挪用了科龙55个亿，我们一定要处罚他。工商联的领导说，他不是奸商，而且把科龙做得也很成功，挪用55个亿应该不可能。工商联的领导回北京的当天就让我马上写个报告，将我及科龙的情况完完整整地向上述广东省领导汇报。

这份报告最后通过全国工商联转给了上述广东省领导。我后来想，这份报告应该是起了作用，不然7月15日的会议不可能说我们没有刑事责任。因为如果按照顺德的汇报，应该是很大的刑事责任。

7月22日，我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副主席谢伯阳、全国工商联法律顾问项洪一起到顺德去见陈云贤，谈股权转让问题。到了顺德，陈云贤说，他有重要公务出差了。区长周天民单独跟我谈。在这之前，我已经从广东省知道，顺德的决定是卖给当地的美的集团。我跟他说，我已经跟长虹(微博)谈了14个亿，跟海信(微博)谈了12个亿，如果你们出12个亿，我就卖给你们。但没谈拢。

陈云贤出差回来后单独见了谢伯阳，大约半小时。谢伯阳跟我说，陈云贤没有谈更多的事，只是说，“如果顾雏军不把科龙零成本给我们，就抓他。”

我当时认为，陈云贤也就是虚张声势罢了。结案会议都说了没有刑事问题，我也因此一直认为我不可能被抓，这也是我没有给我父母留任何生活费的原因。

但7月29日，我真的被抓了。出来以后，很多记者问我，如果当时知道他真的会抓我，会不会无偿把股份给他，我说我仍然不会。这是我的股权，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不是抢钱嘛。事实证明，我最后还是卖了9个亿啊。

民营企业家的风度是有代价的

2006年4月底，在我被捕9个月之后，国务院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科龙集团资产重组的办公会议。

后来，相关人员到看守所向我转达了这次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全国工商联提出来要对我取保候审，我在科龙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9亿元。当时还有领导特别强调，谁都不许强迫我签字。我当时听了是很激动的。

之前，在南海看守所，我曾签署了科龙股权转让的意向书，进去之前，跟海信谈的是12个亿，坐牢以后海信要求降价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最后意向书上的价格降到了9个亿，与此同时，科龙的管理权托管给海信。

但到了2006年4月，科龙的销售旺季，海信突然提出来降价，降到6.8个亿。9个亿是我的底线，我不能同意。广东省和全国工商联于是研究了一个解决方案，既然科龙欠我的钱，至少3个亿以上(广东省认为欠2.2个亿)，那就先由顺德区政府先垫2.2个亿出来还给我，这样就凑成了9个亿。

我为什么一定要9个亿呢？因为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欠款是8.5个亿，需要9个亿才能支付，等于我卖了科龙股权就能把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贷款还上，也就不需要拍卖了。这8.5个亿的银行欠款是最高院的人到看守所跟我一笔一笔核对出来的，最后也是以这个数据上报国务院。

当广东省代表到南海看守所让我签科龙股权的转让协议，我提出来先取保候审，哪怕出来在看守所大门口签字，因为我担心，万一我签了字你不取保，我怎么办？我一直咬定这个态度。后来，全国工商联派了一个副主席来跟我谈，他带来了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的口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已经形成共识给你保外，但保外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拿科龙转让的事来要挟保外，你要表现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风度。这个批评是很重的，我认为也很有道理，就签字了。

后来如大家所知道的，我被关了7年多才出来。很多人说我很聪明，我觉得我真的太傻了，当时我要真不签字，逼迫广东方面让步，也就取保出来了。

我是很冤的

2008年，我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是很冤的。

2001年，第一次跟顺德谈5.6个亿收购的时候，决定要注册一个公司。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对外投资不能超过注册资本金的一半，如果要5.6个亿成交，最少要注册一个11.2亿的公司，注册12亿的公司是比较安全的。但我跟他们说我不会注册一个12亿的公司，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闲钱放在账上。于是，当地工商局就想了个办法说，这个公司符合高新产业群，可以申请高新产业证书，知识产权可以作价入资，任何比例都没问题。因为我有十几项专利，后来定了9个亿的专利评估，加上3个亿的现金，注册了一家公司。但申请高新产业证书走程序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内，如果要注册成立公司，政府提供担保就行。9月底以后，顺德政府已经很着急要脱手科龙了，于是提供了白纸黑字的担保。

最后，我们确实拿到了高新产业证书。但因为这个事情，给我判了个虚报注册资本罪。可所有这一切都是顺德区政府办的，包括提供什么材料，找哪个会计师行验资等等，全部都是政府办的，我都没有参与。因为中国的习惯就是，政府招商，就帮你把手续办全了，怎么可能是我去办？顶多派一个人跟着。后来，我们跟着去的这个人被判了一年，关了两年半。如果真的犯罪，也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该抓我。

挪用资金罪也是不成立的。

原来科龙的债务是由政府提供担保的。政府担保，银行是愿意借钱的。但我接手以后，政府就不能担保了，我只能用国内的科龙控股公司担保，但当时借款还是很困难。而且，科龙原来只有35亿的销售额，我接手以后的销售额翻番增长，所需要的流动资金量当然也是翻番增长，这样，科龙每年的贷款都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悄悄地从格林柯尔借钱给科龙，而且还不敢公告，一公告会引起银行的连锁反应，认为你科龙连钱都贷不到，就更不会放贷给你了。每年的5、6、7、8月是空调的销售旺季，到了9月份，钱都回来了，那时候科龙账上的现金最少也有20个亿。所以，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是格林柯尔夏天借钱给科龙，科龙秋天还钱给格林柯尔，从账上看是平的。

我问过香港的律师，格林柯尔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借钱给科龙要不要公告？他说，先借了再还的这种情况不需要公告。不公告最多也就是谴责一下，不构成什么刑事责任。

直到2005年2月科龙被立案调查，2004年借格林柯尔的钱就还不上了。广东省在我坐牢以后，请毕马威做了一个专项审计报告，结果是科龙欠格林柯尔3.5个亿。最高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按照司法解释，如果一人多次挪用资金，应以最后的余额作为量刑的标准。最后的余额是科龙欠我的钱，这个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