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一句话，大意是：5.12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相信这是灵魂对于难以承受的大爱与大悲互相震击所发出的颤栗之音，不该完全从其字表来理解。类似的情结，还可在人们对于“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表述的不原谅态度中见到。

我无意探讨这些激忿之语的对错，而只想说：我们从这样的表达和人们的反应之中看到了什么？

　　一者，我想这是对于诗歌的误读。这不免使我悲哀地感到：我们真的已经与诗歌隔膜得太久了，以致我们的诗人和爱诗的人们，都全然不习惯了它所特有的那种感发和生命。记得曾经有人慨叹：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而是“大家过平常日子的时代”。或许，我们在武侠小说、流行音乐和股票涨跌的消磨里浸泡得太长了，不然何以当遭遇到那种“兴发感动的生命”之力，竟至这般地不安而想要逃开呢？

　　何谓诗？《毛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当内心之中有一种感发，情动于中，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是诗歌。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风蓬；或负戈外戎，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当我们的民族遭遇到汶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当数万人的生命在天崩地裂的瞬间与亲人竟成永诀，当无数孩子再也不会拥有自己的儿童节……凡此种种的长夜挣扎、痛心裂肺，除了诗歌，可还有任何一种文体的形式可以救赎？可还有另外一种字句的铺排舞咏、激荡磅礴可以承担？

　　二者，我想这更是对于死亡、悲剧、灾难等等的误读；换言之，是根植在我们内心对于它们的不敬和亵渎。

　　试问，死亡、悲剧和灾难的主题或竟是可耻的吗？难道对于它们的逃避和不肯直面不是一种更大的耻辱吗？有人说，中国人的性格是坚韧的，这表现在他们能够平静地面对和承受任何苦难的力量和行为。可是，如果剖开这坚韧的内核会看到什么呢？难道不常常是麻木、是遗忘、是混沌和那种认命的苦熬？

　　或者可以这样地形容这种坚韧：

　　像植物一样根植土壤，生长、结果然后腐烂。

　　这是一种“植物的坚韧”，一种以木知木觉乃至无知无觉“支撑”的坚韧！于是，我们常常不是直面着死亡、悲剧和苦难，而竟是掉过头去不要看它；不是心中怀有对于它们的敬畏，而竟觉得感咏它们的人做了一件错事，至少为这感咏而承受着不安的责问。于是，死亡、悲剧和苦难一次次地被我们放到了看不见的角落，放到了离我们疼痛的触角最远的地方。

　　于是，这个多难的民族，虽然比世界上其它的民族都经历了更多的死亡、悲剧和苦难，却又总是难以从死亡中学会对于生命的尊重，难以从悲剧中产生让悲剧不再发生的思考，难以从苦难中找到指向幸福的路标。这才有了他人眼中如许的慨叹：“这些周期性的大规模降临的灾难应该使他们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永久性的、大范围的措施，然而，他们所采取的却一直是那些权益之计，似乎这些灾难以前从未发生过，往后也不会再次发生了……”

　　最后，我还想说，我们这些误读和不敬中最大的一宗“冤案”，既非对于“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激愤，亦非那句“诗歌是无耻的”喟叹，而实在是对于那位可敬的老人“多难兴邦”题词的误解。

　　许多人从历史的角度，从文化乃至哲学的角度剖解着这句话；而其实，我想仅用一句话便足以廓清所有的迷雾：

　　“多难兴邦”，这不是一句普通的题词，这是诗！这是那位可敬的老人在那个极为特殊的环境和时刻，用他所有的情感、智慧和力量，倾其生命之力所书写的诗歌！

　　正因为它是诗，正如一位我所尊敬的长者所言：理解它，需要用心灵去感受，需要一颗善良的心；

　　正因为它是诗，不是施政报告，不是总结文件和评论、说明……那位老人在那个时刻是不可能写出这类文字来的，我们也不该用这样的要求去剖解它、分析它，因为诗歌是不能被如是剖解和分析的；

　　正因为它是诗，它是兴发感动的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大爱和力量，它绝不是我们所惯常见的，为着某些政治的需要，为着某个政党或组织的利益，甚至只是为了某个“运动”的需要而做的召唤和口号……不，它是诗！它绝来不及，因而也不可能经受那样的一种过滤和布置。

　　它是诗――它是书写在这个民族的大难之时，它是书写在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和心灵之上，它更是书写在未来岁月里的一首诗！（左黎）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