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铁道部从5月1日起至6月30日，集中60天时间为东北地区集中抢运1000万吨粮食，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东北粮食外运难问题。专家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稳定南方稻米价格。

　　我基本同意这种乐观判断，然立足于过去十数年来的粮食政策历史及实践，我认为还需要注意防范“好心办坏事”。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不仅需要总量平衡的调节，在库存结构、地区布局和加工、物流体系等任何一个配套环节出现梗阻，都可能会导致粮食安全出现问题。

　　据笔者计算，2006年前十名省份的粮食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60.94%。粮食主产区多为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自治区，而缺粮省多为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南方经济转型快于北方，工业化、城市化也快于北方，另一方面也是地区间比较优势的自然演化，从而粮食产销格局由早年的南粮北上转为北粮南运、北出南进。与这一格局相伴生的，则是粮食流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问题。它不仅表现在从分散的粮农到初级收购者、二级收购者、零售商直至最终消费者中间的多层供销关系带来的制度摩擦费用上，即粮农的生产出售价格到批发市场的批发价格再到最终销售价格的层级传导过程中的差异，而且运输成本也非常巨大。由于油价高涨，公路运输成本增加，粮食运输利润空间缩减，一些车辆纷纷退出粮食运输市场，加之铁路运力紧张，造成粮食产销脱节，销区粮食持续涨价（部分地区则出现囤积、抢购风潮），产区则又出现“卖粮难”。

　　具体而言，一方面，根据规定，中央政府向各省拨付基金时，要求省里配套相应比例的财政资金。由于产区粮食多，所需资金规模极大，而产区又往往经济不发达，结果导致产区财政不堪重负。从产区角度看，这是在为销区免费存粮，是通过政策和体制继续实行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逆向转移支付，心中自然有怨气。

　　另一方面，国家储备库的布局结构在产销区也存在失衡。1998年以来，为加强粮食储备垂直管理，国家兴建了一大批新库，对全国储备粮库点进行了再调整。在当时的粮食过剩局面下，为抢收粮食尽快入库以免露天存放造成的粮质损失，一些储备粮库并未经过很详细的科学论证就批准开工。储备库布局向产区倾斜，有利于加强粮食收购；反之若向销区倾斜，则有利于加强粮食抛售。目前看来，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特点，短期内运送大量粮食到销区必然造成极大的运输压力，且还要在产区建立足够的周转仓容，极不经济，因而下一步应当对销区仓容建设有所注意。此外，在确保各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同时，还需要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方针，通过诸如发达地区对主产区粮食生产进行投资和订单合作等方式，产区要增加粮食生产供给能力，销区要参与产区粮食生产，从资本和智力上提供对口支持，建立国家、产区、销区共同承担的粮食安全责任机制，确保全国粮食市场的统一、完整与和谐。

　　从全国范围讲，粮食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同时存在，意味着这一市场中存在着两个基于不同目标的不同利益主体和市场调控主体，必然会发生利益摩擦与冲突。地方政府有着向上推卸责任和搭便车的动机:不愿多生产粮食，愿意转移资源发展比较收益更高的非农经济；不愿搞地方粮食储备，甚至一些基本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愿投入，因为有钱不愁买不到粮，何况天塌下来还有中央储备顶着。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这种行为取向一经趋同，其结果就是合成谬误，在突发事件面前手足无措。事实也证明，在粮食供给紧张时，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不是吐粮，而是为保证本区域粮食自给而补充库存，同中央储备争抢粮源，进一步加剧市场上的供给紧张；在粮食供大于求时，地方政府为减少补贴粮库的储备费用支出，往往没有增加地方储备的积极性，而是把收粮压力转嫁给中央储备。

　　这种体制因素导致的地方政府的逆向调节行为，在1993至1995年的供给紧张和1996年的供大于求时，都普遍地发生，造成大量损失。仅以1994年为例，当时推行汇改，外汇并轨使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为避免汇率贬值引致损失，此前主要以消费进口粮食为主的东南沿海省份在1993年底提前获悉汇改消息后，就转而向中部稻米主产省和东北玉米主产省大肆抢购，以增加本省储备，但此举非但没有缓和地方民众哄抢食品的紧张情绪，反而进一步推高市场粮价从南到北报复性上涨。而这其中还有一部分南方粮商借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获利空间，将从内地抢购来的粮食大量出口国外，坐地生财。

　　诚然，今天我们面临的外汇环境与当时恰好相反，但不要忘记当下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仍然存在倒挂。虽然国家年初已经对粮食出口有所收紧，但实际上拿到一张出口配额凭证并不是难事，从这个角度看，也不能排除今天重演14年前那一幕的可能。对此，我们应保持警觉、加强监督并有所防范，切莫好心办了坏事——成全了部分投机粮商，却加剧了粮食供求紧张。（曹东勃）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