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今日表示，农民的储蓄在整个居民的储蓄中比重并不高，这和收入水平是有关的。（2月2日中新网）

　　笔者有保留地同意陈锡文的表述，农民储蓄比重不高确实与农民收入水平有关。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原因，它与金融企业违背经营宗旨和设置不合理有关。

　　我退休回乡所在的乡镇，是处于泰兴东厢与名镇黄桥相邻的较大乡镇。这里农民的储藏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农村信用社，再一个是邮政储蓄。因为，储蓄点太少，他们成了“一统天下”，农民储蓄经常要排长队，业务员对农民态度非常生硬。有的业务员业务生疏，连转账业务都不懂，搞得企业转账支票过期失效，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应有的麻烦。乡镇中小企业贷款困难重重，求贷无门。

　　因此，当地的农民只好形成另外两个存、贷渠道：一个是把存、贷业务转向邻近的中心城镇黄桥镇。一些较大的乡镇企业甚至把设立账户和资金运转向县城；再一个是相当数量的民资流向私人地下钱庄。地下钱庄趁国有金融企业连连降息，而以较高利息吸蓄，又以不用担保引诱进行高利放贷，谋取暴利。这些私人地下钱庄的存贷数额国家统计部门就无法掌握。正因为存在以上两大渠道，当地农民的存、贷款统计数据，就是一个不真实的数据。

　　造成新闻中所说的，几大商业性银行，特别是中行、工行和建行大规模地撤离了乡村、甚至撤离了县城。而与其形成反差的是，大中城市居民区都设有多家银行、储蓄所向相对富有的城镇居民吸蓄、放贷，说明了金融企业事实上存在“嫌贫爱富”现象。它不仅造成农民存款诸多不便，而且带来乡镇企业和有经营业务的农民贷款不便，这对搞活农村经济影响极大。

　　搞活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经营，有赖于金融企业的支持和扶持，农民富余资金也需要在流动中增值。笔者认为，搞活农村金融流通需要“改革开放”精神。不能象现在这样，商业银行不愿意为相对贫困和分散居住的农村服务，而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又不允许民间融资合法存在。其实，民间融资适应了农村居住分散的特点，特别是偏僻、边缘的农村山区需要民间融资的金融服务。笔者建议，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多种形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让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让地下钱庄合法、公开经营，成为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同时，建立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这样做了，可以弥补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足，让富裕农民的余钱有地方存，让急需资金扶持的农民有地方贷。（孙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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