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一拖再拖，特侦组今天终于要对黄芳彦发布通缉，这距离他出境已事隔四个半月。由“帝王证人”变成“帝王通缉犯”，黄芳彦仍在美驾名车、住豪宅，一派逍遥自在；而侦办黄芳彦的行动三番两次裹足不前，是刻意纵放或纯属疏失，陈聪明和特侦组都应该给个交代。

    社论指出，扁家弊案盘根错节，特侦组能办出今天的成绩殊属不易；但比起先前的各项雷霆侦搜行动，特侦组对黄芳彦的诸般礼遇，就像动作片突然跳接卡通片，让人错愕。拖了四个多月，黄芳彦返台的承诺一再跳票，不仅特侦组形象受创，扁案的突破点也因此断裂。其中原因何在，“法务部”应该彻查。

    先说黄芳彦在扁案中的角色。第一，根据马永成供词，民国九十五年黄芳彦即在陈水扁的“总统”办公室召集郑深池、辜仲谅等人商讨处理吴淑珍金钱事宜，可见他涉及洗钱程度之深。第二，检方在黄芳彦办公室西装口袋查获吴淑珍寄放之钻石及珠宝，可证他实际负责扁家珍宝、钱财的分散保管工作。第三，他曾教唆陈镇慧侦讯时如何推诿、如何隐瞒案情，足见他清楚实情，且意图影响侦办。仅以上述事实，即可看出他是扁案的重要共犯，程度不下于陈致中。然而，特侦组仅就旁枝末节侦讯过他一次，直到他脱逃出境，还辩称他只是“证人”；特侦组能明察秋毫，却不见舆薪，岂不令人生疑？

    黄芳彦远走美国，经过由证人、被告、通缉的三段转折，他的角色可能被模糊化了。一般人或许以为，黄芳彦滞美不归，只是为了逃避他自己的涉案责任；但内情绝非如此简单。如果黄芳彦避居美国，除了逃避侦查，还可能兼协助扁家管理、藏匿海外的资产，或进行再度洗钱，或者加速变现、脱产、灭迹等；那么，特侦组轻纵黄芳彦的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轻则危及追讨扁家海外不法资产的机会，重则使扁案的侦查工作断头断尾。那么，黄芳彦出走的责任应由谁承担？

    社论指出，黄芳彦不只是一个“不合作”的被告，他还配合扁家百般戏弄检方。他出境后，先主动致电检方供出裸钻等下落以配合陈致中认罪协商，又谎称愿返台作证却一再跳票。黄芳彦可谓处处操持主动，而检方却处处落于被动，其中蹊跷，自不免启人疑窦。

    为何特侦组会有如此严重的“黄芳彦心障”呢？检视特侦组两年来办案的历程，确可观察到种种心理起伏。诸如，朱朝亮和吴文忠透过张玮津的师门关系与陈水扁私下往来，结果反遭对方构陷；又如迟迟不敢传唤吴淑珍、对大企业家迟迟难以下手等。特侦组虽握有尚方宝剑，但面对权贵中人、社会名流，似乎难以摆脱社会地位的拘泥，无法放手侦办。

    这种对手中权力保持分寸的态度原是正确的，但当弊情已明显之至，连卸任“元首”都收押了，特侦组何以仍无法突破“地位”的心障，对关键人物黄芳彦轻轻放过，令人大惑不解。追根究柢，特侦组是否碍于“检察总长”陈聪明与黄芳彦的“特殊交情”，或者侦办队伍中果真有人在为黄芳彦护航，才会演出这场先纵后缉的大戏？尤其，黄芳彦早经证实在“总统府”主持洗钱会议，特侦组却发布不实说明，似想一手遮天。若特侦组无法就此自清，“法务部”有必要介入调查；否则，流言纷纷，特侦组的公信如何维持？

    特侦组侦办扁案，掀开了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神秘官商黑幕，值得肯定。然而，特侦组拥有偌大的调查权，其自身也应接受适当的行政监督，不容有人居间滥权、徇私。如今，对黄芳彦的通缉已是马后炮，无济于事；但若因此导致扁案侦查工作出现断点，必须有人要为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