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中国普通大众来说，聂绀弩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曾经的冤狱已经是个老故事，难以引起年轻人的兴趣。但是，当《中国作家》杂志爆出新料，聂的蹲狱，很大程度上是整天与他在一起饮酒赋诗的朋友一手促成的，人们还是被“雷”倒了。特别是在这支“犹大”队伍里，居然还有声名赫赫的“文化老人”黄苗子，这已经超出了人们的经验范畴。因此，当黄苗子事件经章诒和女士之手在媒体刊布的时候，舆论经过了一段静默期。

面对黄苗子，我们的嗤笑很可能会在半途转个弯，落到自己身上。有许多人要求黄苗子出面澄清，如果确实做了出卖朋友的事，就应该进行忏悔。其实，拷问一个已经处于风烛残年的老人并要求其忏悔，这本身可能显得不够厚道。而且，如果黄苗子理直气壮地表示他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比如他是基于一种信念，基于对事业的忠诚，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哑口无言。是的，信念、忠诚，这些高尚的字眼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我们的精神领域。但是，这些词语的内核却已经被不知不觉地抽换了。

黄苗子先生年轻时接受过旧式教育，应该对此有比较全面的理解。但偏偏是在这样一位一直让我们尊敬的老者身上，发生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事，那只能说明当时那种“新式教育”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人际交往的伦理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黄苗子因为他的勤勉著作而在文坛上有了一定地位，因此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事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类似黄苗子这样的行为难道还少吗？

我们不妨把黄苗子当作一面镜子，来认真地拷问一下自己。当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基本信念的时候，告密文化便自然而然地开出它的“恶之花”。告密最直接的好处是可以给告密者带来利益，在那个特殊年代，黄苗子通过这样的行为，至少可以为自己开辟出一块安全的天地。而在今天，告密者更多地可以享受到更丰厚的利益。人际交往的基本伦理在遭到破坏以后，并未能及时地重建起来，而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仍然在我们的四周出没。于是，我们见到了老师出卖学生、学生告发老师的咄咄怪事。一些事情因为得到了媒介的传播而广为知晓，但其实在我们身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同样的闹剧，只不过更多的告密者是向其上司“嘀嘀咕咕”罢了。

如果我们嫌“告密”这个词太过刺眼，不妨换一个今天流行的词语，那就是“打小报告”。喜欢打小报告的人被视为与领导贴近，可以更多地得到提拔的机会。这已不是什么“潜规则”，而是一种得到公开鼓励的行为。

对理想的信念、对朋友的忠诚，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杆，也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物质利益的诱惑，已经使这个价值变得支离破碎。黄苗子事件以一个极端的案例提醒我们，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伦理支撑，在政治利益、商业利益之外，我们必须建立起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人与人之间处处设防，即使对着朋友说话都要小心谨慎，那么，即使我们天天嚼着名贵的鲍鱼龙虾，这样的生活也必定是枯燥无味的，甚至是充满着不安全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