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网上发帖，39岁内蒙古男子吴保全2007年和2008年两度被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4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和王帅一样，吴保全被抓的理由是在网上发帖“诽谤”，惹祸的根由也是对征地行为有所质疑。不同的是，王帅获得了国家赔偿，相关责任人被处理，灵宝市的公安局局长还不辞辛劳，专程赴上海登门道歉。

几乎雷同的事件，结局差异却如此强烈。以“王帅案”为例，媒体的持续关注，也许是该案能得到圆满结局的最佳注脚，而吴保全就没这么幸运了。不过，媒体的强势关注又如一种“越界”，映照出法律权威的矮化，法治环境的萎靡。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法律的权威被矮化，那就只能是法治环境出了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说，在“吴保全案”中，当地法院的判决创造了一个新罪名———诽谤政府罪。因为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不是民事活动，是政务活动，不受法律上的名誉权保护，政府根本没有名誉权，更谈不上“诽谤政府”。报道中还说，当地法院一名法官私下表示，“吴保全有罪证据很少，基本没有。凭我的良心，凭法律原则，我都认为他无罪。”如此以道德和法律的名义作证无罪的案例，却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从1年改判至2年。原因大概如报道中当地的一名检察官透露的那样：“我们签字是无罪，后来领导说，这是市里的案子，我们管不了。”

所以，法律在某些人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被选择性甚至“创造性”运用的工具。而“稷山文案””等往事，也如出一理。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晦一些罢了。法治环境被以法律的名义破坏，权力的失范使公众看到的只有律条的被曲解，法治的权威几乎丧失殆尽，表达意见成为高危举动，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王帅，不安全感也就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