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警察戏言，流氓罪就是一个筐，什么罪都可以往里装。如今，虽然流氓罪早已从法律中剔除，但性骚扰又搬进来了，改头换面又编织好了一个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还是相像的，只是性骚扰更具体化了），等着各类“流氓”往里装。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1日审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任何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可向本人所在单位、行为人所在单位、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构投诉，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5月21日中新网）。

　　为什么说流氓罪是个筐，大概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警察抓了个人，实在不知道该以什么罪来定所谓的嫌犯时，那就定他个流氓罪，解解恨。这对于一些无赖警察、流氓警察来说，是最好玩不过的一个游戏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罪名的确立，都需要有严格的界定原则，少了任何一个相似特征，该罪名都不能确立，而流氓罪恰恰在界定原则上就模糊了，所以执行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主观判断的可能性。

　　性骚扰跟流氓罪一样，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罪名。也尽管事实上公众已然看到了事实的严峻性：近年来，“性骚扰”案例不断激增，“性骚扰”现象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公交车上、地铁内、办公室里、写字楼内甚至电梯里，也曾发生过性骚扰事件。

　　这样一个现象，它到底有多严重，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些都是确立一个罪刑的前提条件。笔者在地铁内也见过打架等侵犯女性权益的事件，但仍然只是少数。换句话说，在北京每天有400万人乘坐地铁，但是，每天会打架、大骂等伤害女性的也只不过是10个、20个。

　　确切些说，如果不是有人专门喜欢挑逗女性、有咸猪手嗜好，乃至咸猪嘴爱好，在公共场合是难以作出骚扰女性行为的。如果说通过语言、文字和图片等形式来骚扰，陌生人之间是无法实现的。那么，熟人之间的这些“性骚扰”，该怎么来界定，谁的证词是对的呢？这里就有一个谁先谁后，谁来证明的问题。如果是女性先挑逗，那么，性骚扰就无法成立。而由于性骚扰所形成的后果不像杀人越货那般明显，就算没有看见经过的行人亦可以出庭作证。

　　另外，在一些公共场合，比如公交车上、地铁内、办公室里、写字楼内甚至电梯里，在人多拥挤的先提条件下，一些“性骚扰”行为势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比如上车时，为了挤上车，势必有人会因此而碰触到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女性要较真告对方一个性骚扰，如何来界定？如何避免不造成冤案、错案？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恢复秩序，而不是为了特意保护某一个群体的权益，否则就有偏袒之嫌疑。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也指出，“法律应该尽可能地鼓励宽和的精神，并努力恢复国家在体制上所必然失去的平等。”性骚扰罪的确立，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势必造成新的不公平，也可能造成反性骚扰罪的确立。（肖隆平）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