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财政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要求得财政和经济的双重好转，就需要结构性的改革。首先是降低总体税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税后利润，为把经济驱动力从外需和政府投资转向真正的内需奠定制度条件。其次，清理预算外的各种收费，大规模减少财政支出中的非公共物品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开支。再次，平等对待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王福重

刚刚公布的消息是，5月全国财政收入6569亿，同比增长300亿，增幅4.8％。这是自去年10月开始，财政收入连续下降7个月之后的首次回升。据说令财政部门颇感欣慰。业内人士坦言，财政的这种苦日子，是20多年来所仅见的。

可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已然十分脆弱。增加的300多亿收入，主要来源于消费税、营业税、非税收入三个方面。消费税主要是对奢侈品和一次性能源征收的税，增长了91％，几乎全部得益于燃油税改革。营业税是对劳务和房地产业的课税，增长了14％，因为房屋销售面积和销售收入增加，营业税水涨船高。非税收入也许是300多亿中的大头，增长了1.3倍。非税收入虽然五花八门，但增长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可以说，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源自房地产业的一枝独秀。

如果只是观察银行信贷增加，以及各地投资规模的扩大，的确会得出十分乐观的结论，以为中国经济已高枕无忧。但严格说来，财政才是宏观经济真正的晴雨表，财政吃紧，昭示我们，经济回暖的基础并不牢固，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比如，中国的第一大税增值税，并没有对财政收入增长有什么贡献。增值税是对交易额征收的，只要交易增加，或者说GDP增加，增值税就会增加。增值税没有增加，就说明经济还没有真正触底开始反转。第二大税企业所得税，也没有增加，这明确告诉我们，虽然工业增加值增度很快（5月8.9%），可是，企业的利润没有增加，反而还在下降。大部分增加的产值转化成了库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问题，都不可能根本扭转，看来，财政的紧日子还将继续。

三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GDP的增速，这使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明显高于工业化国家。可是，要知道，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仅仅是预算内收入，还有庞大的预算外收入（这也是清理“小金库”的原因之一），预算外收入同样是财政收入，如果将其计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肯定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市场经济推进了三十年之后，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现象。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财政收入？很简单，财政支出规模更大。中国财政的主要支出项目有五个：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国防、行政管理、其他支出。经济建设，至今仍是最大的一项，其中固然有属于公共物品属性的支出，但是也有很多属于私人物品属性的支出，这在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是非常少见的；行政管理费是增速最快的一项，三十年来几乎增加了180倍，而同期GDP仅增加了150倍，2008年的行政管理费超过了9000亿，占全部财政支出的20％，而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不过5％左右。它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保障支出等民生类支出严重不足，以教育经费为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仅只有3％多，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8％。这也一直是中国财政的核心缺陷。

在经济增速下滑，财政持续减收之后。财政的用于教育、卫生医疗等民生类支出增速明显放缓。据2009年的预算报告，今年全国预算支出中，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速比2008年分别下降了5个和3.75个百分点。

经济和财政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应该求得财政和经济的双重好转，这就需要结构性的改革。

首先是降低总体税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税后利润，为把经济驱动力从外需和政府投资转向真正的内需奠定制度条件。民富才是国富的真正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的实际税率。中国最终应该通过结构性减税，从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特别是过分依赖流转税，转到以所得税单一主体的税制结构上来。

同时，清理预算外的各种收费，比如围绕房地产业的各项收费。只有地方财政不再过分依赖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金，高高的房价才有可能如老百姓期望的那样下降，而财政也不必再过渡依赖房地产业。

其次，大规模减少财政支出中的非公共物品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开支。比如“三公”等。这也是减税的前提之一。改变现在粗线条的预算支出办法，细化预算，制定严格的支出标准。在当前经济困难时期，节支比增收更必要。根据《信息公开条例》，所有的预算单位，都有义务公开其每一笔收支，接受社会监督，杜绝浪费。这是英国“报销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杜绝了浪费，即使在税收下降的条件下，依然可以增加社会保障等公共开支。

再次，平等对待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在，不但银行对民营企业“另眼相看”，存在制度性歧视，财政也一样。其实，以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来说，对财政贡献最大的恐怕还是中小企业，因为它们创造的增加值、吸收的就业人数，都是大头，相应交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也是大头。没有任何理由不给它们平等的财政待遇。说到底，以财务约束良好的中小企业和民企为基础的财政，更稳定，更可靠。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