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政府网站发布《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条例》规定：有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等八项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7月27日《京华时报》）

　　《条例》将官员接受舆论监督制度化，试图通过问责的方式规范官员对待媒体的行为。这使得《条例》的发布备受公众关注。但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改善昆明的舆论监督环境，显然还需“以观后效”。

　　可以说，一些官员之所以害怕舆论监督，往往是出于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考虑。但政府本是社会的治理者、服务的提供者，媒体则是社会的瞭望者、守护者，两者之间本来就不存在矛盾。官员正确对待媒体，媒体能够成为政府的“保健医生”；把媒体放在对立面，不仅可能形成舆论“言塞湖”，也会徒增政府与官员的舆论压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各地在出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时，都将保障舆论监督作为了重要的部分。早在2005年，《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中便出现了这样的条款。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未能看到一位官员因干扰、阻碍媒体监督而被问责。

　　究其原因，关键是这些《条例》虽声称要问责乃至追究法律责任，但并未对不接受或不配合的事项和标准作具体规定。何种情形属于要被问责的范围，如何界定和操作程序等，在《条例》中都语焉不详。这也就使得相关条款徒具威慑性，而无实际的惩戒效果。

　　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新闻单位和记者的采访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上位法高于下位法”，各地政府一再重复此类威慑性条文，并无太大意义。

　　因此，要真正保障舆论监督，仅靠威慑条文是不够的，还需要具体的问责举措作为保障。比如，可考虑制定保障舆论监督的问责条例，界定问责的范围，明确操作的程序，使保障舆论监督的问责有章可循。当然，我们同样欢迎地方政府能够积极作出尝试，出台保障舆论监督的配套举措与细则。（刘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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