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正在浙江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市上江路的易初莲花购物中心，看望在此购物的群众。其间，温总理耐心询问一外来务工人员尹翠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尹翠还说，儿子本在火车站附近上学，现在为方便照顾孩子，想让他转到自己单位附近就读，但问了工厂附近几所学校，都不同意。

　　在温总理的亲自过问之下，尹锐的转学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然而，这份迟来的转学关爱并不是当地政府主动给予的，而是经过总理的亲自过问才解决的。如果抛开总理视察过程的巧合，这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转学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一些有着同样焦虑和困难的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是否能够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关注？这些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满意的结局之后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既然上级过问就能解决，说明转学本是件合乎规范的事情，只是有关方面在制度设计上刻意给学生转学设置了过高的门槛。进一步追问下去，除了教育领域，其它民生领域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制度性障碍？如果这种制度性阻力的确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就当尽快下大力将其破除，而不是静等上级直接发现和介入才引起重视。

　　老百姓办事难现象的确存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仅没有立足于如何最大限度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更有甚者，即便当事人“求助于门”也漠然处之。这些都是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的表现，而温州市外来务工子女遇到的转学难问题，只不过是这种服务意识欠缺的一个缩影。

　　我们也相信，即便不是总理视察过程中发现尹锐的转学难问题，地方官员如果知晓的话，也一定会尽快协调解决。关键是，此类问题为何直到总理来才被发现？这说明一些地方的民生诉求渠道尚不通畅，一些地方官员不是不想为百姓办事，而是无法真正知晓百姓生活的难处、痛处究竟在哪里。

　　在总理亲自过问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转学一事后，地方政府应该以此为契机，深入查找和反思百姓民意诉求究竟被“梗阻”在了何处，这也正是加强政府与群众沟通、改善当地政府形象的当务之急。 （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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