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山东省首次试点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录取依据，试点院校临沂师范学院的投档考生中，有十几名考生由于“综合素质评价低”而被退档，而有的低分考生则因为“综合素质评价高”被录取。(8月30日《中国青年报》)

据悉，山东省的办法，是由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录取组“认真审阅考生电子档案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然后提出录取建议”。只是通过这些难免见仁见智、表述或也模糊的评价信息，便决定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录取，显然有些轻率。

高校大多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就此而言，所谓的“综合素质”对一个专门人才的发展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很难加以预判。比如，一个人对文史哲均有涉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综合素质”算高了吧，但这样的“综合素质”对其发展究竟是利是弊呢？试举一例请教：如果当年的陈景润在今日之山东参加高考，其“综合素质”算高算低？退一步说，就算“综合素质”对于高校招生确实非常重要，但高考录取最好只追求“看得见的公平”，难以清楚计量的“综合素质”，远未到可以纳入高考录取依据的时机。如果某些实现公平的手段是看不清、摸不准的，则哪怕有再多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也不应纳入普遍的制度之中。

应该说，当前高考录取中的许多乱象，都与未能坚持“看得见的公平”这一原则有关。譬如特长生加分政策、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都本来是为了弥补招生制度的缺陷，但这些政策制度的实施过程却越来越显得事与愿违，乃至不公平性亦日益凸显。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政策制度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实施的随意性太强。

当然，并不是说高考要永远因循下去，终有一天“综合素质”是要被纳入录取依据的。但那一定要在高等教育资源极大丰富，高等教育健康竞争格局基本形成，各项社会监督制度基本成熟之后。在高考仍然是社会底层跻身高层的主要渠道的今天，高考的公平决不能成为被折腾的“实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