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9日电 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文章说，陈水扁弊案宣判前夕，陈水扁发表“庭外答辩文”，自称只是犯了“社会文化罪”，并谓“就司法而言，我是无罪的”。扁案确实具有两个层面：一是司法，一是社会文化；且后者的影响远甚于前者。

　　原文摘录如下：

　　陈水扁所说的“社会文化罪”，是指他们夫妻的涉案行为，如政商金钱关系，及夫妇之间的联结，皆是“社会／文化”上习以为常之事；容或可议，也只是社会或文化上惯见的罪愆而已，不足兴师问罪。因此，陈水扁说，就司法而言我无罪。

　　此说不值一驳。以政商金钱关系言，如龙潭购地案中，扁珍夫妇趁辜成允濒临破产之危，动用“总统”会议为贪污敛财的工具；这难道只是“社会文化罪”？另以夫妇的行为联结言，陈水扁为协助及掩护吴淑珍诈取机要费，竟然伙同马永成等七度伪造“犒赏清册”，这难道也只是“社会文化罪”？详究扁案首波五案，无一不是故意及恶意的犯法行为，怎能说“就司法而言，我是无罪的”？

　　扁珍所犯当然是极为严重的刑事罪，但若以“社会文化罪”这个概念而言，扁珍的罪孽其实更加深重，其影响犹甚于刑事罪。此处所论的“社会文化罪”，当然与陈水扁所说是另一层次。

　　陈水扁不只是“犯贪污罪”而已，其所作所为更是对社会价值与道德文化无以复加的戕害摧残，这正是“社会文化罪”。譬如，贪污罪，以龙潭购地案言，“只是”使台湾虚耗百亿公帑“而已”，也“只是”让扁珍诈取了四亿中介费“而已”；但是，这个事件对“总统”的污染，及对体制的伤害，皆已造成“社会／文化”上难以弥补的重创。这样的“社会文化罪”岂不更甚于贪污罪？再如：陈水扁毁了民进党，这不涉刑事罪，却是毁伤了四百年台湾民主奋斗史的社会文化罪；陈水扁撕裂了台湾，亦不能控以内乱罪，却也是无可饶恕的社会文化罪；陈水扁使“台湾国”的道德性与可行性破灭，这对“台独”运动言岂不也是社会文化罪？

　　如今，陈水扁的贪污罪可能受到司法的惩治，但他所犯的“社会文化罪”是否应受惩罚？事实却是：陈水扁非但未受社会的与文化的惩罚，反而受到民进党及绿营的力挺，他们非但主张陈水扁在司法上未犯罪，且认为陈水扁在政治上、社会上及文化上，仍有其无可替代的正当性。在他们的心目中，阿扁无罪，不但在司法上无罪，尤其在政治、社会、文化上更无罪；从这样的逻辑反射出来，他们竟而主张：司法有罪，主流社会有罪，主流文化有罪！

　　特侦组的扁案起诉书，要求法院“予以最严厉的制裁”。现在，扁案宣判，扁珍各处无期徒刑，可谓已是“最严厉的制裁”。众所皆知，特侦组所用“最严厉的制裁”一词，并非刑法词汇，而是源出“总统”就职誓词所说“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如今，法院已经宣判，但“国家”的制裁如何？其实，“国家”是一抽象概念，并不具“制裁”的能力；具体的制裁仍看法院，但在“国家”层次，却必须能就陈水扁如此重案，在社会上及文化上建立一个公道与正义的是非标准。

　　倘若对扁案这种是非黑白如此分明的罪案，台湾在社会价值及文化道德的判准上仍然分歧对立，甚至撕裂冲突，则台湾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理性精神意义的“国家”。然而，这却是民进党及绿营现在正在做的事，他们正自知自觉地成了陈水扁“社会文化罪”的共同正犯。民进党的不可原谅，正在于此。

　　“国家”不能给陈水扁“最严厉的制裁”，但组成这个“国家”的民众们，却必须共同戮力维护社会上及文化上的根本是非黑白判准。

(责编：徐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