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推出首个师德量化标准，使用精确的计算机系统对师德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成绩纳入绩效考核之中。其中师德考核细化为10项标准，包括“体罚、变相体罚造成严重影响的”等，每违犯一项将被扣分。对此，有专家质疑量化可能导致师德变味，还可能使考核者以权谋私。（《长沙晚报》9月28日）

师德作为为师者的个人软实力和内在素质，呈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共性并为人们所期待，因而往往无法用刚性的制度化措施来实现。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种被升华为普遍共性的个性品质，则不难发现，刚性制度化的约束，往往更容易给其打上商品化的标签，以彻底的功利性冲击到乃至消解其中的作为“美”的品德。甚至有时还会相反，过度功利化的制度考量，非但不会达到预期目的，而且只会让作为“美”的品德本身贬值、变味。基于这种基本思路，不少专家的质疑，乃至网友一边倒的拍砖，其实都不难理解。

但是必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有的作为“美”的品德，并非仅仅具备个性的特征，甚至完全陷于自生自灭的客观自由主义。事实显而易见，无论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因为人本身的社会性而始终无法摆脱受约束和受监督（包括制度约束和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监督）。因为一旦失去必要的约束，则我们很难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更何况尽管有着制度的刚性约束和舆论的软监督，人性本身仍是在恶与善之间左右摇摆，一直达成一个基本的平衡。所以不管是对于善或者美的认定，或者是对恶与丑的鉴别，必须有约定成俗的大众认可与约束。

我国古代，选用老师，非常看重“德”，很多朝代甚至对老师的选用，制定了严格的道德标准。《后汉书·成帝纪》中汉成帝的诏书明确规定，博士必须德才兼备，既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渊博知识，也要有“温故知新”的治学才能，还要有“尊道德”，为人师表，“为学者所述”，即成为学生榜样的人格榜样。魏晋南北朝要求高等学校的教师应是德行高尚、学问渊博者。　明朝选任高等学校教师的条件，也包括知识、德性、行仪、年龄等方面。《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载：各堂教官所以表仪诸生，必躬修礼节，率先勤谨，使其有所观瞻，庶几模范后学。而在国外，不少发达国家，也对教师的师德规范，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与要求。尽管少有直接与工资挂钩的，但很明显，师德对于教师能否执教称职，有着很强的约束性。

如果上面这些啰啰嗦嗦的引证还不足为凭的话，那么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来阐释这个问题本身。尽管无论是制度的设计，还是公众朴素的要求，都要老师必须是“德高为范”者。但在现在看来，这个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期待与要求，显然忽略了一个基本点，即老师首先作为人的个体性。个体性允许人的德行发展演变，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制衡，那么，完全的自由主义未必就有利于普遍师德的养成。而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被经济完全冲昏头脑的时代，无论是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是具体的经济收入，尽管不能说比之我们完全农业文明时代一落千丈吧，但日趋弱势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老师，都有权利和自由在义与利之间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而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对于老师队伍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此现实语境，只要牛拉车不给牛吃草，显然是对作为人本身的教师这一群体的高估与过分要求。

把师德量化，并与绩效直接挂钩，尽管从暂时来看难以接受，并且有明显的功利化思想在里面。毫无疑问，如果社会风气发展到不足以让人自觉实现崇高时，那么，把师德与绩效挂钩，以经济刺激达成老师师德的回归，实现“被动高尚”，显然就只是无奈之策。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量化的考核以及配套的经济刺激，能够让师德至少在事实上回归，好歹总比在日趋市场化、功利化的时代，师德毫无，唯有利益交换好一些。（刘长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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