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衰落，没办法不与清朝的灭亡以及社会的持续动荡挂起钩来，这是李宏刚承认的也是否认的。承认是因为历史事件铁的事实，否认则是认为，晋商的普遍性覆灭，本质上是经营文化的社会性淘汰，只不过这种退出，是以政权更迭的激烈形式的表象呈现于公众眼前。因为晋商之后，商界并非后继无人，只不过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三晋大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专事小商品批发贸易的武汉汉正街闻名全国，曾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那时一提在汉正街做生意，总会叫人刮目相看，同样惹来关注目光的还有后来居上的浙江义乌。曾有消息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谋划者就曾满怀期待地前往取经，但远远看到汉正街后，谋划者却扭头便走。因为他看到了汉正街码头经济逼窄的空间，现代化的物流根本难以安生。

仅仅十几年后，义乌牢牢坐稳全国小商品批发贸易市场的龙头宝座，不少海外商家也前来这里洽谈生意，而汉正街则一落千丈。有趣的是，同期正是温州老板朝气蓬勃，奋发图强的黄金时期。

前几年有一本描写浙江商人的《草根浙商》，通过一个个现实成功人士经历的剖析，构织出浙商总体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前，缘于备战考虑，国家重点工业大都布局内地，浙江面临工业底子薄的艰难现实。没有底子结果反倒成了浙商后来居上的发展优势，他们不可选择地避开了国企改制等一系列难题，择民企发展这唯一路径。无论是万向的鲁冠球，还是娃哈哈的宗庆后，抑或是吉利的李书福乃至更多浙商，面对毫无后路可言的背水一战，穷尽努力于民营经济。

个人努力，现加上改革的与时俱进，浙江民企一路高歌猛进，甚至在一些前沿地带也做出了大胆地尝试。比如虽然民间小额贷款政策至今并未大的松动，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当地政府的大胆闯劲下，浙商早就有过试水。

浙商的超常规发展，很快盖过了早些年以“三资”著称的珠三角。珠三角的过度外向性经济，虽然有效地拉动了当地经济，但相当一部分“外来和尚”牢牢把持经营领导地位，只是将体力劳动交给当地，过于条块化的经济，反倒抑制了本地商人的迅速崛起。

同期，曾创下“赤脚下南洋”重大历史事件的福建，原本走的与浙商大同小异的发展路径。但很快人们便发现，尤其是福建经济发展龙头地段的泉州厦门一带，民营经济规模突破百万后，往往发展无力。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症结在于家族管理模式。

为避免家族对经营的干扰，当年晋商坚持“用乡不用亲”，坚持东家的“三爷”(儿子称为“少爷”，女婿称为“姑爷”、小舅子称为“舅爷”)不能进自己家的商号或票号(2007年6月7日《经济视点报》)。

有意思的是，为冲破家族式企业怪圈，吉利的李书福坚决地让当初一起打拼的哥哥弟弟退出吉利集团。同为浙商的马云，在众人皆以为阿里巴巴上市之后，马云反公众之道，实施了令一些人瞠目结舌的“散财”计划，自己持股不到10%，而众多员工因为幸运地获得持股机会，一夜之间摇身为旁人无不艳羡的百万富翁。

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从徽商到晋商，从粤商到浙商，构成了我国近五百年来商人崛起的路线图。如果说徽商靠垄断盐业，靠官权拓展了“红顶商人”的势力外沿，那么，晋商则是凭借市场之力，顺势而为，其成就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营才能。遗憾的是，煤炭的暴利，磨灭了当代晋商锐意进取的意志。

顺便提及一事。犹太人在金融行业牢牢霸占绝对性的市场操控权，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历史上饱受社会挤压，反倒迫使他们抱成团，从事那些当初权贵阶层并不看重的金融行业。

如果没有当年背水一战的困局，晋商不会走西口，不会急中生智创新出票号；如果没有外部政策环境的有效扶持，今天的浙商又怎会取得眼下那些瞩目的成就。

近代商人发展的更迭变迁表明，地域传统文化固然重要，现实土壤更不可缺。从地域范畴上反思经营人才不是说不可以，但在社会教育体系日渐完善，人才流动越发自由的情势之下，造就市场经营奇才的恐怕不是一方水土，而是政策这块孕育商界奇才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