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9月底，湖北省崇阳县共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11月1日《长江日报》）

若艾滋病感染者中九成是农民的调查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最叫人痛心之处应该是农民群体一贯的弱势地位。流动和漂泊的所得，往往并不足以支付昂贵的住房和稳定的家庭生活所需，长期独自谋生的现实，使他们难以抵御某些艾滋传播高危行为的诱惑。同时，因为知识方面的匮乏，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防范意识。种种不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外出的农民无法置身于艾滋病传播的风险之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并不比其他群体小。

上述分析都建立在肯定相关调查结论的基础之上，然而崇阳县艾滋病感染者中九成是农民的说法，尽管是以调查数据的面目出现，但其可信度仍然要打上一个问号。几年前，曾有媒体发布消息称，某一行业的从业者平均寿命只有四十来岁，引来舆论一片哗然。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平均寿命，平均的不过是这个行业里的非正常死亡者，果然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尽管崇阳县73名艾滋病感染者中有72人是农民，但是农民占九成的结论仍是一个问题。

来看看崇阳县艾滋病调查方式，相关报道中说，“去年春节，当地疾控部门利用农民工回乡探亲机会，挨家挨户上门采样。”先不评价这种“挨家挨户上门”的做法有无不妥之处，仅仅从统计的准确性上，我们必须问一问，这种“挨家挨户”的采样是否针对了该县的全部人群。如果没有，计算农民在艾滋病感染者中的比例是毫无意义的。道理非常简单，艾滋病的检测和统计如果仅仅针对农民开展，那么农民占艾滋病感染者总数的100%也不令人意外，但这样的统计毫无意义。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尽管艾滋病防治形势日趋严峻，但是法律依然支持和认定了艾滋病检测的自愿原则，仅仅是对某些公共场所服务人员规定了健康检查制度。防止艾滋病蔓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前者不是忽略后者的理由。保护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隐私不受侵犯是公民权利的体现，坚持艾滋病检测的自愿原则同样是公民权利的体现。个人的合法权利不因看似正义凛然的公共需求而缩水，这是法治的原则，也是文明的体现。

崇阳县防疫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说，去年元旦过后，据群众举报肖岭乡返乡农民工刘某（女）在外打工期间“乱搞男女关系”，他和工作人员上门采血检查。这样的描述让人悚然心惊，如果艾滋病的检测也适用“群众举报”，而且“乱搞男女关系”就可以成为采血检查的理由，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时何地了。关爱农民当然是响当当的理由，但以违背自愿原则违反法律要求的方式去“关爱”，毋宁说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违法和侵权。

靠“群众举报”和“挨家挨户”的方式去检测艾滋病，可能只有农民才肯接受。而这样统计出来的艾滋病数据，农民又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占据九成”呢？数日之前，媒体还在为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高声欢呼，认为牢不可破的城乡壁垒终于开始了它的松动和崩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农民在权利方面弱势现状的改变，需要从更多细节之处做起。艾滋病感染者中农民占九成的说法本身也许并无恶意，它甚至是基于关爱的理由而提出，但是这背后的调查却存在着种种瑕疵，以至于结论也成了毒树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