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想耍个滑头，不发表什么结论，只是提几个假设。比如，假设我们充分满足了年轻人买房的要求，那么进城农民工的买房要求要不要满足，何时满足，怎么满足？要知道，不仅是农民工，还包括不少城市中的下岗工人和生计艰难的小摊小贩，同样面临房租上涨、无力买房的窘境，如若不照顾他们的安全感、幸福感是否也不够公平？

如果再假设，让政府无偿提供土地以降低房价，而通过大幅度提高税收来弥补城市发展的资金需求，这办法怎么样？这办法听起来似乎不错，但问题是向谁征税？征多少税？一旦扩大征税的口子一开，今天你买了便宜房子，明天你会不会抱怨税收的不公平？如果我们将“年轻人该不该买房”这一问题延伸一下，假设成为年轻人怎样去买房的问题，思考的角度可能就不一样了。青年学者廉思在其新作《蚁族》一书中，描绘了生活在大城市中一些工作不稳定、居无定所的年轻人的困境，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他同样有对当代青年人价值观的困惑：“蚁族们有梦想，只是这些梦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5年内有房有车。有人批评说这一代青年太物质，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却是现实教给他们的。”让他忧虑是，如果年轻人对自我奋斗的意义不断地焦灼和怀疑，把过错都推给社会，人生的路真的会越走越窄。

美国《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等国外媒体在关注中国的“蜗居现象”时，共同提出“发展必然带来问题”这一论点，这或许是发达国家自身经验的自觉。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的包括“年轻人买房”之类的问题自然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或许更需要强调艰苦奋斗、自立更生的精神，而不是无谓地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