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最高法首次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仅将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纳入其中，同时明确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处罚。这种界定对“赔钱减刑”走向更为公正的向度，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仍然很难说，“赔钱减刑”就此能实现真正的法律公平。“赔钱减刑”之所以在公众心目中能引发强烈的反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了富人法律豁免的特权，只要有钱，即使不是真心悔罪也能被赦免；而一个穷人即使真心悔罪，也会因拿不出补偿而被判重罪。而在富人受赦免的过程中，被害方往往因为物质的现实需要，被动接受了经济补偿，但在精神上却极可能并未达成谅解。这些，都极易形成权贵阶层对普通公众的权利剥夺。

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种对应的权利，来制衡“赔钱减刑”赋予富人的豁免特权。比如，对但凡实施“赔钱减刑”的案件都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由法律专业人士、普通公众等组成监督委员会，对案件是否适用“赔钱减刑”进行调查。同时，此类案件审理也应做到司法的全程透明，不仅要向公众公开案件事实及审理过程，还要对犯罪人悔罪态度、赔偿情况，以及受害方与犯罪人间达成谅解等情况及时予以披露。在此中，受害人及其家属是否真正与犯罪人达成谅解，以及社会公众对案件社会影响的反应，理应成为是否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只有当“赔钱减刑”处于一个公众制衡、权利公平博弈的平台上，法律才不会有失公允地成为某一方的特权，这是遏制司法腐败及不公的重要方式，更是修复被权贵特权所激发的公共权利剥夺感的重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