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发现，超时放假的政府机关不在少数，延至２月22日(星期一)上班的最为普遍，还有不少竟延至3月1日、过完元宵节才正式上班。在一个工商管理所工作的蔡女士告诉记者，工商所节前一星期就放假了，大年初七去单位报个到又继续放假五天。（２月２２日《扬子晚报》）

每年春节，“超时放假”都成了官员的习惯。文件要求、媒体报道、民众议论都不管用。今年有的地方做得更加过分，提前一周放假，延续五天上班，过个年岂不要休息两三周？新华社为此专门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政府机关超时放假是对公众利益的漠视”。

可是，人家“漠视”了又怎么样？如此“漠视”，并非过年才有，因为平时人家就经常“漠视”，所以过年再多“漠视”一下并不奇怪。

“超时放假”是隐性超时放假公开化。实际上，过去每年春节前后，一些官员除了国家规定假日，别的时间也没有很好上班，差不多正月十五以内，每天也就是到单位点个卯，之后就是互相请吃喝酒，有的甚至整个正月都是醉眼朦胧。因为这样的现象，很少受到批评制止纠正，有些官员因此习以为常。所以，过去隐性超时放假已经非常普遍。

既然隐性超时放假已经非常普遍，那么公开“超时放假”也就不足为奇，这也是隐性超时放假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隐性超时放假普遍被默许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单位才觉得公开“超时放假”理所当然，或认为这本来就应该是官员享受的待遇。

从官员每年春节都可以享受“超时放假”看，一些官员工作太轻松，这说明精简官员还有很大空间。如果工作任务很重，他们也就没有时间“超时放假”了。从中也可以看出，有的地方政府机关管理松散，对国家规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这也证明，有的官员服务意识很差，的确漠视公众利益。

官员的服务意识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可以漠视公众利益？这恐怕才是我们针对“超时放假”现象，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超时放假”，可能同官员的个人素质有关，但不是主要原因。只有官员必须服务社会、不得不服务社会的时候，官员才不会漠视公众利益。从普遍意义讲，官员重视公众利益，热情服务社会的动力，必须来自社会的严格督导，而非靠官员的觉悟。官员拥有太多自我考量的权力，是诸如“超时放假”等官场弊端存在的根源。